《天演论》翻译研究引言 严复是中国翻译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信达雅”长期 以来认为是翻译的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和“金科玉律”。 然而也有人对严复提出批评，认为他自己的译文就不“信达 雅”。其实，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英国文艺批评家理查兹 谈翻译时说过：翻译很可能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止 最复杂的一种活动。翻译涉及很多因素对，于翻译的研究不 能仅仅局限在文本上，要把翻译放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 中去研究。 文化翻译理论在20 世纪70 年代以前的几个世纪里，翻译学者仅仅是 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翻译。直到1976 年，在比利时勒芬学术 会议的召开宣告了翻译研究学派的成立，在其后的20 多年 里，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该研究在20 世纪90 年代取 得了重大突破，由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 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在1990 年出版。 他们在研究翻译时关注更为广泛的历史、文化问题，比如翻 译文本的选择、译者在文本选择过程中的作用、译者翻译策 略的选择，以及翻译文本在译入语系统中的接受情况。玛丽? 斯内尔?C霍恩比把这种翻译由文本转向文化和政治的研究， 称之为“文化转向”，最终形成了文化学派。

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的四个层面，在翻译过程中，语言 层面会出现问题。“但是，在话语体系、诗学和意识形态层面 也会出现问题”（Lefevere 1992:87）。“勒菲弗尔最初只是把 意识形态定义为‘世界观’，但他也赞同弗德雷克•詹姆 逊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即‘指导人们行为的形式、惯例和信念 的体系’”（Hermans 2004: 126）。 再后来勒弗维尔将其定义 为“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接受的观念，其中包括观 点和态度，并且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来解读文本”（Bassnett ＆Lefevere 2001:48）。勒弗维尔认为诗学是人们对于文学的 看法，或者在某个社会中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看法。在20 世纪80 年代，赫曼斯编辑了《对文学的操纵》，他指出“从译 入语的角度，所有翻译为了特定的目的，都包含了对原文本 的某种程度的操纵”(Hermans 11)。勒弗维尔认为“所有的改 写，无论意图是什么，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反映 了它们在某个社会，通过某种方式操纵了文学的功能。” （Lefevere 2004:8）。 二．清代的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的儒释道三家学说。

儒 学提倡君权神受，三纲五常；佛教提倡忍耐、因果报应；道 家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看到 中国政府的失败，一些封建官僚发起了洋务运动，其目的就 是学习西方，发展自己，来维持封建统治。所以，严复当时 的意识形态就是为“救亡图存”，学习西方，维持清政府的封 建统治。 晚清的主要文学流派是桐城派。桐城派的文学观，或 者说儒家显学体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上就是“经世致用”的文学 观，提倡“文以载道”，提倡文学的现实功能。而严复精通古 文，被认为是桐城派的一个大家。我们知道译者的写作风格 或多或少地都会体现在译作当中，鲁迅先生也曾说过读《天 演论》简直是桐城味儿十足。其次，清末依然存在着“雅”的 文学传统，“简洁典雅的古文风貌固然成于桐城派，桐城派的 开山之祖戴名世主张文章‘雅而且清’，方苞提出散文语言的 ‘雅洁’论，事实上有清一代几乎所有的文章家都是求雅忌俗” （孙之梅，2003：92）。另外，清人“雅”的观念还包括，重 树经学在古文写作中的权威地位。因此，他们主张在古文写 作中树立经学的权威。 叙事传统也对严复的翻译产生了影响。当时的中国文学 通常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郑铁生认为，“可以说《史记》 是中国叙事学的典范作品，……是奠定中国叙事学理论的基 石”（郑铁生，2003: 40），而《史记》就采用的是全知的视 角，在每篇之后作者还会加上“太史公曰”等来发表自己对当 事人或事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