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说，“有野蛮革命，就有文明革命”；“野蛮革命有破坏，没有建设，有暴虐，知道足以制造一个恐怖的时代，比如庚子义和团。” 1916年蔡元培说：“满清政府，自从慈禧太后下台后，就恨新法，恨外人，所以就有了‘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顽固不化。” 李大钊在《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区别》中说：“直到最近，我们应该努力做的是如何吸收西方文明的力量，帮助我摆脱东方文明的贫困。

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总结道：“我们人民现在和将来要拆除国耻纪念碑，就必须让义和拳不再发生；如果我们要让义和拳停止发生，就必须创造各种“一和全。原因不能完全消除。世界上有两条路：无神论通往共和科学的光明之路，和专制迷信神权统治的黑暗之路。” ...

可见，义和团运动发生仅仅几十年后，思想家对义和团的理解就惊人地相似。

义和团运动被美化了，甚至是神话般的，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提出“你在什么场合对义和团持什么态度，如何评价义和团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为衡量人民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在从广义上讲，它成为衡量人民对党是否忠诚的标准。革命，人民是否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为衡量人民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对“红灯笼照片”的赞誉》是当时第一篇评论“红灯笼照片”的文章。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对抗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指出，一个人对义和团和红灯笼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今年4月，《温家宝》 《卫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登了历史学家编纂的关于红卫兵歌颂红灯和义和团史料的整版文章。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被赋予“反帝”和“人民运动”的光环，成为“造反有理”的明证。

在今天看来，西方列强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而且还以武力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他们从来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复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上。他们要求的是完全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从众的老路。

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太多相似之处。普通民众的极端仇外心理也受到政府的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无知也被用来代替科学；它也是一个盲目而狭隘的国家。多愁善感。

义和团虽然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但义和团的影子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消散。此时，重新审视中国所经历的真实历史，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当然，不可否认，早期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确实有一些神父鄙视中国文化，一些宗教人士胡作非为，但主要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仇恨，以及民间谣言和中国传统习惯势力对外界的影响。排斥导致了义和团的繁荣。现在看来，义和团运动只是一场民间排外运动。后来，它被慈禧招募来袭击外国驻华使馆。其野蛮行径无视国际基本准则，危害国家和民族。

红卫兵——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崇拜义和团的红卫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其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君”、共产主义的错觉和年轻人的个人野心。红卫兵比义和团造成的破坏更大的是，除了对西方文明的仇恨之外，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在精神上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

蒙、满等历代侵略者进入中原，只敢杀人，不敢轻视汉族文化。即使是日本侵略者也尊重我们的文化。他们只破坏了皇家园林圆明园。事实上，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仇恨和破坏是红卫兵不容忽视的。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浪潮，内攻和军事防御，导致数千万人死亡，无数家庭遭到破坏，国家濒临崩溃。全国人民，包括红卫兵自己，也不能幸免于难。对国家的危害，绝对不亚于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者。虽然他们是权力斗争的受害者，但他们不能否认自己的责任。

爱国贼——打着“爱国主义”幌子的投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