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一事件只是19 世纪30 年代霍乱大流行的前兆，那次大流行才使霍乱真正成为全球性的疫病。1826 年，一场新的霍乱出现于孟加拉，又迅速沿原来的线路折向南俄罗斯。随着俄罗斯对波斯的战争、对土耳其的战争，以及1830—1831 年镇压波兰起义等一连串军事行动，又把霍乱于1831 年带到巴尔干，从这里再由船只传到英国。来年霍乱侵入爱尔兰，爱尔兰移民又把它带到加拿大，并南下美国和墨西哥。

后来的疫情比第一次对欧洲腹地的袭击产生了更长期的影响。1831年，霍乱在穆斯林朝圣期间出现在麦加。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印度早已耳熟能详，不可避免地会重演，但这一次的地理范围要广得多，因为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要么回到了西部的摩洛哥，要么回到了东部的棉兰老岛，或者介于两者之间。从那以后，直到1912年麦加和麦地那最后一次爆发霍乱，这种可怕的瘟疫一直伴随着穆斯林的朝圣活动，在1831年至1912年间发生了不下40次，也就是说平均每隔一年发生一次。

当霍乱就这样将穆斯林的朝圣加入到以前印度教徒朝圣的传播路线时，印度之外的人们也就长期暴露在了霍乱的威胁面前。还有，18 世纪中期之后更先进的汽船和铁路运输所取得的成就之一，便是加快了霍乱从所有重要的世界中心向全球传播的步伐。印度境外，尽管准确数字不得而知，但死于霍乱的人数在19 世纪肯定达到了数百万；印度境内，霍乱曾是并仍然是重要的疫病，造成的死亡比鼠疫多得多。只是印度对霍乱太过熟悉，并不会激起太大的社会恐慌。

然而，印度以外的情况是另一回事。伊斯兰社会长期饱受瘟疫之苦，认为欧洲的隔离制度荒谬可笑。然而，对于埃及和其他受影响的伊斯兰国家来说，霍乱造成的死亡是如此出乎意料和可怕，社会冲击几乎与欧洲相同。他们的医学或宗教传统无法应对。霍乱引起的大范围恐慌有助于人们质疑伊斯兰世界的传统领导人和当局，并为他们接受欧洲医学铺平了道路。

在欧洲肯定存在这样一些地方，那里曾被鼠疫光顾的经历，一直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并始终如此鲜活，以至于公众和机构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都较为适当，尽管方式有些原始。地中海欧洲的许多地方就是如此，在这些地方，宗教祈祷与医学检疫并行不悖，后者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立法的重要内容。在马赛，对1721年鼠疫的周年纪念，使人们对那场灾难的记忆一直栩栩如生，霍乱因此又成了再度强化基督教虔诚信念的理由。

然而，在北欧，当出现疫情危机时，其传统行为准则尚未确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从圣彼得堡到巴黎，通常可以在各个地方清晰地表达出来，甚至仪式化；要将这种社会紧张的表现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不容易。因此，人们不得不即兴发挥，或争论，或逃跑，或祈祷，威胁和祈祷。换句话说，有很多行为准则。面对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疫情威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有效的方式来应对。此后，19世纪霍乱恐慌的反复爆发，直接推动了保障城市卫生和公共卫生的立法实践。

首先，霍乱为对立派别关于传染病理论的长期争论，增添了新的紧迫感。从希波克拉底以来，一些欧洲医生就坚持认为，疫病暴发是由来自死尸或其他腐烂物的瘴气所造成的。这些理论相信，当虚弱的人碰上瘴气时，罹患疾病就不可避免。在疟疾和以昆虫为媒介的其他疫病始终猖獗的地方，瘴气理论有着坚实的和令人满意的经验基础，起码看似如此。

早在1546年，Fracastoro就提出了接触感染的病菌理论，与瘴气理论是对立的。但直到19世纪初，这一理论虽然为地中海制定检疫条例预防鼠疫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学术界始终处于弱势地位。1802年，瘟疫降临到派往圣多明各镇压杜桑·卢维杜尔起义的法国军队身上。短短几个月，黄热病等热带疾病彻底摧毁了这支33000人的精锐师，严重挫伤了拿破仑的狂妄野心，迫使他在1803年同意将路易斯安那州卖给美国。这场瘟疫在侵蚀欧洲海外力量方面的戏剧性表现，为法国医学界的热带疾病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动力。1822年巴塞罗那爆发黄热病时，他们抓住机会进行重点实验，区分接触感染派和瘴气派的对错。尼古拉·切文领导的法国专家组对黄热病的流行模式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巴塞罗那的感染者没有接触病原体的可能性。因此，接触感染理论似乎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