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对此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即便屈原是个“文学弄臣”，也“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他不仅仅“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毋宁是孤高与激烈”。

在闻一多的眼里，“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屈原是“无情的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

在《史记》里，屈原是有宏大政治抱负和明确治国纲领的政治家。在他的辞赋作品中，也鲜明地透露出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主张。

在《离骚》中，他以商汤、夏禹、武丁、周文、齐桓的治世为理想，并以伊尹、皋陶、傅说、姜尚、宁戚的作为自比，又以夏启、后羿、夏桀“自纵”“逢殃”的史实作为反证，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将君王比作“灵修”，而将自己比作“蛾眉”。他心目中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像商汤之与伊尹，夏禹之与皋陶，又如殷高宗与傅说，周文王与姜尚，齐桓公与宁戚，是灵君与美人“两美相合”的关系。

屈原的政治路线是内举贤能、彰明法度，外合诸侯、联齐孤秦。可惜君王不听从他的政治主张，灵修“不修”，反而听信谗言，令屈原深感“嘘郗”“郁邑”，哀“时之不当”。唏嘘哀叹之际，他又进行了一次“行吟之旅”，只不过这是在畅想之中一次十分壮美华丽的穿越时空的“行吟”。

在幽深莫测的内心争斗中，诗人的灵魂忽而升天漫游，忽而驰骋远古，在天上、地下“穿越”“求索”。既然现实中的君王不能助我实现政治抱负，那我只好神驰遐游，总能找到理想的归宿之所吧？

屈原以十分悲怆的笔触，却又十分狂放的热情和十分奇瑰的想象，书写了自己“香草”“美人”般的政治理想，以及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忧愤、矛盾、彷徨等复杂心绪。

屈原自比“美人”和“香草”，显然不是“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他要表达一种“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政治理想。然而，理想未能实现，连昔日的“芳草”，如今也变成“萧艾”，纷纷随波逐流，佞幸谄谀、专横跋扈之徒甚嚣尘上，“群贤”莫好修，美人独迟暮。

诗人最大的痛苦即在于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至此，屈原岂止是“露才扬己”“忿怼不容”，他不能实现“皇天无私阿”“民德焉错辅”的政治抱负，失望至极，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无怪乎闻一多先生说：“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政治理想一步步破灭的同时，他在精神上则一步步往“清”的高格上逼近，直至“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梁启超用“极高寒的理想”和“极热烈的感情”来概括屈原的人格，他认为屈原《九歌》中《山鬼》一篇，就是屈原用象征笔法描写自己人格。“若有美术家要画屈原，把这篇所写那山鬼的精神抽显出来，便成绝作。”

事实上，历代有不少艺术家绘制了屈原的肖像，今天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屈原雕像，或低头沉吟，或昂首问天，让屈原的精神形象化起来。在武汉东湖，有一座行吟阁，为纪念屈原曾行吟至此而建，阁前的屈原像，3米高的基座和3.6米高的全身雕塑，巍然而立，颇显凝重。

屈原流放的途中，“过夏首而西浮”。夏首为汉江汇入长江之处，据此，研究者认为屈原到过武汉。东湖为此还建有屈原纪念馆，每年端午这里也会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东湖龙舟赛十分激烈壮观，成为武汉市民缅怀屈原弘扬传统文化的载体。

时至今日，屈原以其清高孤绝的秉性，正道直行的品格，浪漫华彩的想象，爱国忧思的情怀，影响了贾谊、司马迁，影响了陶渊明、李白，影响了苏轼、辛弃疾，也影响了梁启超、闻一多……实际上是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影响了中国文学，影响了中国文化，也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

《离骚》与《诗经》并称，成为中国文学源头上双子星座。屈原以其惊采绝艳的文风，开创了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端午之时，我们纪念屈原，当纪念他的精神、他的文学和他的千古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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