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尝试采用一些社会学理论视角探讨2023年出圈的十大网红，或许能够以相对深入的想法照见我们对这一年的网红想象。

秀才、完颜慧德、于文亮、董宇辉、闻神

黄老师、权妹、卖崽青蛙、b太、张雪峰

2023网红编年史01：妈妈们的秀才梦

开始就写秀才，是因为6月份秀才突然破圈走入我的视野时，我妈说前几年就关注了他，“这孩子才会捣”（也就是很搞笑的意思），引起我对他的关注。

从2020年刚开始发视频时的不温不火，到跟着铁情郎一起直播，再到和榜一大姐搞好关系实现粉丝的飞跃，直至最后9月份被封。

三年是秀才的生命周期，也是中国短视频行业快速崛起的三年。

秀才为什么能够爆红？

不得不承认，以我妈妈为代表的中老年群体正是在2020年“无聊的生活”发现并进入短视频这个场域之中的，而秀才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这一批“数字难民”的情感需求。

2006年，WesleyFryer在《数字难民和桥梁》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数字难民”（DigitalRefugees）一词，比喻那些因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原因而远离数字技术的人。

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年轻人对于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下语境早已适应，而限于年龄、教育等因素，中老年群体仍旧难以适应于数字化生存，而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媒介的易用性，为当时正好有闲暇时间的他们提供了“移民”的路径，以“秀才”为代表的、符合这一群体审美观与情感需求的网红又恰恰成为“移民”后的第一停靠站。

如今，秀才的“成才梦”因为种种问题被封，下一个或是举人？或是进士？在当下琳琅满目、快速更新换代的“网红商店”中似乎没有意义，但中老年群体的情感需求与偶像想象始终存在，这也是需要我们被看见的角落。

2023网红编年史02：这个完颜慧德没有笑拥

5月份因直播时与网友的连麦爆红，11月份的万圣节模仿秀知名度进一步扩大，12月份的《生活闪亮时》纪录片则让她的另一面展现给受众，引发又一轮讨论。

在纪录片中，完颜慧德提到“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要受你们这样的一个侮辱？”

尼尔波兹曼提到：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短视频热衷于造神与毁神，纪录片则以还原与记录真实为属性。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一个女性的隐痛长大与悲伤记忆；短视频里，我们热衷于解构权威与参与文化之中。

结合两个媒介景观来看，“侮辱”一词由完颜慧德提出，是不恰当的，因为她在享受人们在流量红利与利益回报，她同样是参与者，但更是获利者。探讨谁造就了这场狂欢，而不是辨别谁对错，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992年，亨利·詹金斯在著作《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中将粉丝积极主动地挪用、创造、传播媒介文本的行为文化总结为“参与式文化”。当下短视频提供了更为新鲜、多样的媒介土壤，“你终于刷到我嘞”、“早生蚝”、“这是一个Lonely的问题。”“拱出去，拱的远远的”、“把人笑拥了”……这些语言能够成为热梗，绝不仅仅局限于直播间长达几小时的展览，而是无数网友参与其中，在戏谑、调侃，乃至于讽刺的动力之下，进行拼贴、裁剪与再生产，这又似乎与当年的“郭语”有类似的路径。

我们在狂欢，在解构。这是短视频的常态，主流话语进入其中实现引导，似乎有些难以招架。但很好的一点在于，在我们热衷于参与戏谑之中，完颜慧德“二级心理咨询师”背后的中国心理问题，被一部分人被照见了。

2023网红编年史03：“于文亮，你是个骗子”

于文亮，我原本在他最开始爆红的时候，想写一篇文章《向上叙事：普通人也可以被照见》，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激励了我们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个体。

他是10月份顶着#10天涨粉百万走红网络#的词条步入大家视野的，但在11月份直播时的“一起圈钱”、修改简介等操作，人们开始觉醒，你这小子的“普通人”也不过是圈钱的话术而已，画风一转，掉粉百万。直至12.20发布了一则道歉视频，表示其背后是因为妈妈确诊晚期等原因，在我写这段文字（12.28）的时候，道歉视频仅仅有40w播放量，相较之前常破百万的流量来说，关注的席位似乎早已空落。

讽刺的是，如果不是要回顾他的历程，我甚至不会关注他的这则道歉。

反照我们这些受众来说，于文亮的出现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或许可以不存在“平凡羞耻”。

欧文·戈夫曼曾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1956年）中提出“印象整饰”，区分了前台与后台，人们在前台进行表演，在后台隐藏自我；在电视媒介出现之后，梅罗维茨在“媒介情境论”中进一步提出了中台（1985年），指出媒介促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与虚拟世界中实现交叠、汇聚乃至于重合，实现情境的融合。

于文亮能够爆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脱离了短视频中所谓前台的公共表演，而是将后台之中真实、粗糙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这与先前的农村网红张同学、土木专业大猛子等等有相通之处。与很多网红故作丑态不同，于文亮创设出一条中和的路径——“原来这么平凡真实的视频也能火”、“原来985211、皮肤白、长得帅也不是唯一答案”，平凡的、无数的平凡的，不再是活在“记录美好生活”的虚伪符号下的我们，好像被看见了。

只可惜，“好像”是假的，戈夫曼提出的呈现逻辑框架进入的，却是我们随时可以面临“语境坍塌”的数字时代。

“中台”之中，我们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变得模糊，残缺的语境不断碰撞，自我的意识不断混乱，我们随时面临着“人设”坍塌的困境，你看，“神”于文亮不是也被赶下神坛了吗？

2023网红编年史04：董老师，原来我是play的一环

严格来说，董宇辉老师并不是今年的网红，而“小作文”事件的热度，让我一度以为新东方买下了新浪，董老师的号召力，依旧在。

去年六月，董宇辉老师因为双语带货一时爆红网络，将垂死边缘的新东方重回大众视野。而今年12月初的“小作文”事件，则让观众们吃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公司大瓜。具体多方钩扯不再言说，只是如今事件逐步平息，而围绕该事件的“饭圈”争议，或值得我们探讨。

在董宇辉回复的第一篇小文章中，他写到，“我反对饭圈文化，也反对以‘饭圈’名义别有用心地污名化任何人”。在这里，饭圈已然成为一个负面的词汇。饭圈，与“fandom”对应。翰·费斯克将“fandom”定义为“工业社会中通俗文化的一个普遍特征，从批量生产和批量发行的娱乐清单中挑出某些表演者、叙事或文本类型，并将其纳入自主选择的一部分人群的文化当中。”在如今发达的网络空间中，“一部分人群”或许可以拓宽至“绝大部分人”，一件小事也可以被发酵为社会议题，“饭圈”的定义，或许是我们反思的一个视角。

过去，我们讨论扶不扶的伦理问题；如今，某某网红出轨离婚等事件可以夺走大部分关注。信息的高度冗杂、高度混乱，形成了当下的信息污染与概念泛化。如同“内卷”的定义泛化为努力，饭圈的规限不再明晰，如若一个热词的长大周期必须经历的的“阵痛”，那定义的边界必将走向模糊，又是让我们多少人迷失在无用信息的精神流浪中呢？

是你，是我，是我们大多数人。

私人性地来讲，我很喜欢董老师，他那种从农村出来，善良、认真的劲头，多多少少都能够照见到自我。但我很少在董老师的眼里，看到去年带货时他那眼里的光。在信息洪流下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无法明晰定义，明晰自我，也无法避免这种“灵韵”的缺失。

后来啊，新东方股票涨了，账号粉丝回归了，董老师开公司了，原来饭圈的定义可以随意扩充，叙述的视角可以不断更换，而我，才是他们play的一环啊。

2023网红编年史05：闻会军值一个亿吗

“闻神是谁？”我想这是大多数人最开始都会询问的问题。关于闻会军突然能够走红的原因，或许真的很难用一个理性的答案完全解答，只是说魔幻的短视频世界，我们对于步步推演的逻辑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闻会军现象中，很想聊“一个亿”话题。在他走红之后，一则疑似揭露其账号后台的收入数据视频登顶微博热搜第一。一个亿？或许真的有一个亿吗？没有官方下场调查，没有正主直接回应，我们无从得知。

当我在和朋友聊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实在是太畸形了，难以理解。这段时间看了他的视频，反差感足够，是网络的爆点，或许这正是符合如今的短视频文化呢？或许，没有畸形，存在即合理呢？

但随后，我又在想：一是闻会军代表的这种丑态行为给社会审美观的影响绝对弊大于利；二是他类似装疯性质继而捞金一亿，这件事本身就是讽刺又畸形的，尤其是#闻会军 一个亿#的词条登上热搜、扩大圈层传播时，好似是在告诉其他拼搏在工作岗位、做着能够给社会带来效益的人说：你看，我扮演小丑就可以？你们兢兢业业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闻会军或许不够，但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如果“扮丑即赚钱”成为社会的主流逻辑，后果不堪设想。

退一步来讲，即便不批判，闻会军现象背后的亚文化能够存在且受到追捧，也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合理的，这反而也给到我们去深入挖掘背后原因的一个动机。

伯明翰学派学者迪克·赫伯迪格曾提出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反抗与收编的过程，亚文化借助新奇性与时尚感获得大众追捧，消解主流议题的权威性，但主流文化也同样在努力收编，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二者在反抗与收编之中不断协商。

我们不希望社会主流模版规定每一个人的路径，缺失亚文化的戏谑表达实现解压；但我们更不希望社会被丑态、讽刺、拜金等等亚文化全然充斥，而没有主流文化的指引。

当闻会军现象时，当大家开始“扮丑即赚钱”时，主流文化不应缺席，而是及时下场进行收编，及时纠正。

一个亿，又可以促进多少社会实体事业？

2023网红编年史06：困在小小花园的黄老师

“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或许看到这几个字，你我的脑海里就会显现出那段熟悉的旋律。4月，黄老师带着一群幼儿园小朋友唱的这首歌爆红网络，也一度引发众多二创以及新华网等主流媒体的报道。

一首歌，为什么可以这么红？或许这是我们“基因里的东西”。

1976年,牛津大学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畅销书《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最后一章首次提出了文化传递的单位——迷因(meme)。

“小小花园”、“挖呀挖”，这首基于日常熟悉事物和简单动作为关键词的歌曲，不仅能够唤醒我们小时候的儿歌记忆，也具备极高的快速传播能力，在短视频这个以热点发酵与模仿为传播关键的场域下，网友也能够在其简单操作、易模仿的框架之中实现复制与创作，实现大规模的迷因传播。我们可以“在小小的公司里面，挖呀挖呀挖，每月工资2800，根本不够花”；我们可以“在小小的寝室里，挖呀挖呀挖呀，拿小小的分数，吃小小的瓜。”

只是，迷因传播之后，一颗子弹正中迷因创作者的眉心。黄老师走红之后，抄袭、蹭热点、非老师身份、素颜丑陋等等虚虚实实的争议与谩骂扑面而来。不论她直播带货抑或是公益直播，切切实实的网络暴力，似乎也困住了她。

作为“多数人的暴政”，网络暴力更是一种线上私刑。我们看过太多太多例子，重庆女公交车司机、寻亲男孩刘学州、武汉糖水爷爷、誓师大会中的高三女孩，他们因网络走入大众，部分大众又基于网络回之暴力，这是不对等的，也是不合理的。信息化时代中的你我，构筑着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也能够带来绝望的网络舆论，且希望我们能够保持良善，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同时，以同理心关照他人，即便也只是线上的点击与评论。

最后，像电影落幕一样，我们也看见了官方的下场——

2023年6月9日，为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有效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正常网络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起草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2023年7月7日，为切实加强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力度，营造良好网络生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2023网红编年史07：恐龙抗狼背后的权妹

“我没k”、“恐龙抗狼”爆红是在今年的四月份，或许我们更多被魔性的旋律与舞姿所吸引，但很少会关注它的作者——权妹。

若不是没有在b站看了关于权妹的一则采访，我或许都知道，看似雄厚嗓音的她，竟如此单薄。

最开始走红，她是惶恐又疑惑的：“我也想好好唱歌跳舞，但那样又没有人气，我转圈圈拉流量又说晕，没人愿意停留，我唱恐龙又说我发疯，没有大哥支持，一个普通人做抖音为什么就这么难，你们会有权妹的这种感受吗?兄弟们告诉我，我该如何做，给我指条明路。”

布尔迪厄曾提出“品味区隔”，即文化占优阶级通过符号斗争标榜自己的文化稀缺性，以争取一种文化地位的合法性和统治权。在我们日常所接触的短视频平台，看似仅仅是基于技术的一种工具性平台，但实际上同样存在诸多不平等与区隔。

过去，是占优文化与在野文化之间的区隔；如今，算法技术的影响在逐步增强，它以一种隐秘而又强大的控制力量将生产内容、生产者进行排序，看似人人话语权平等，但实际上，在这种算法介入下的复杂层级文化区隔，像权妹这样的作者也只能靠着所谓的“发疯”迎合主流文化逻辑。

但要强调的是，人的反身性实践，同样具有意义，在她真诚与乐观中，难能可贵地看到了她作为“人”的属性。也看到网络走红对一个普通人向好向善的转变路径。

她是深圳的普通女工，开店亏损、得过肺结核、做手工活，在没有走红之前，她是万千中国普通女性的缩影；走红之后，她的生活获得极大改善，有了自己的车，但也依旧唱歌跳舞，跟着抖音的热梗更新视频，现今她视频的点赞量已回落到平均一两千的水平，但她也将镜头放在了自己在云南老家的日常生活，某种意义上成为家乡宣传的文化符号。

她对于唱歌与跳舞的热爱，不仅能够给人带来愉快的纯粹，也给了很多普通人面对镜头的勇气。

2023网红编年史08：“卖儿卖女、见面敬礼”的卖崽青蛙，谢谢你

卖崽青蛙，怎么不算今年的大网红呢？

今年盘点的十个网红中，最能感受到亲切感，或者说一想到ta就会嘴角上扬的，我想便是它了。卖崽青蛙在今年的五月份开始走红，直到因为城管执法问题达到关注热峰，民间话语与主流媒体难得站在统一视角，呼吁城管能够柔性执法。对于这只蛙蛙的特殊怜爱，或许可以从移情视角探讨。

德国心理学家奥尔多·李普斯在《空间美学》中认为，审美快感的特征在于审美对象受到审美主体的“生命灌注”，而产生的自我欣赏的心理活动，美感的根源不在于对象而在于主观情感。学者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也有总结：移情作用实际上就是一种情感投射作用，即把“我”的知觉或情感投射到“物”身上。

无论是小时候看过的动画人物，还是如今我们追捧的卖崽青蛙，我们更多是将自己的情感投射于角色之中，实现共情——喜羊羊与灰太狼，让我们明晰善恶规则；大耳朵胡图图，让我们感受家庭温暖；熊大熊二与光头强，让我们知悉保护森林。而对于卖崽青蛙，或许更多是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压力疏解与美好想象。

在90度内卷与0度躺平共存的45度社会中，我们半躬着身子，假装成为大人，在疲惫与焦虑中行走，在不确定性与无力感中喘息。幸好，我们有像蛙蛙这样“卖儿卖女、见面敬礼”的有趣对象进行情感的安放。

2023年，谢谢你蛙蛙，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愉快。

2023网红编年史09：“B太”大人，它缺斤少两

相信大部分人最先关注B太，基本上都是四月份淄博爆红时他的那则视频，视频以打假调查为由，却以足斤足量为尾，赞扬山东淄博人的厚道，视频不仅获得百万级别的播放量，也让B太成为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今年十一月份他在大连遭遇的鬼秤事件，也再次成为当时的舆论焦点。

对于媒体监督的最初记忆，我还停留在小时候CCTV观看的法治调查栏目，调查记者深入市场进行调研，chuachuachua一系列非正常拍摄手法让我觉得新奇，而今以B太以打假博主为调查身份，以高反转、快剪辑的自媒体视角进行舆论倒逼，时代真的不同了。

“舆论倒逼”是一个新兴概念，指在公众中形成的与官方、与官媒期望形成的舆论不相协调、出乎所料的舆论，这些舆论反过来迫使官方和官媒对其中涉及的问题做出回应，政府部门还要做出相应的处理。

这种现象的频繁出现与自媒体时代密切相关。此类舆论不可能首发于受到严格控制的官媒；但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民意、民声、民心，因而“舆论倒逼”就有了不可低估的力量。

自媒体打假博主由于观看时的便捷性和叙事时的吸引力，能够很快聚集大量观众观看、评论，并对博主进行监督的线上赋权，博主们们如同一个个正义的审判官，在打假与弘扬正能量的同时获得流量红利，某种程度这是个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公众诉求得到解决、网红博主获得流量、监督部门发现问题、乱象市场能够治理。

但我们也仍需辩证地看待，这种舆论倒逼的方式也存在着风险：比如打假博主为博取眼球“假”打假、伤害平稳的消费环境，监督部门的日常工作成绩被消解，打假博主自身安全受威胁等等，这同样也需要被重视。

2023网红编年史10：张雪峰，被讨厌的勇气

终于聊到张雪峰老师。

六月份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句“打晕”属实让学校新传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断层跌落。十二月份直播时一句“文科都是服务业”，又登上热搜最后下场道歉。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新传理论视角去聊张老师。或许，我作为一个高中文科、大学与硕士均是新传专业的不知名博主的视角，或许可以聊聊我对他的看法。

首先我需要承认，张老师部分说的没错。

为了更好地判断，我将他说这两句话时直播内容的前后语境进行了结合，的确，新传专业或者说文科专业目前的窘境当是如此，它需要看城市、学校和人际关系，需要我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性，做好协调与沟通的工作，但这就是做好“舔”的工作吗？新传也就必须打晕这样不堪吗？

作为真正实践的学生个体，我认为绝非如此。在当下理工科发展的大环境之下，文科的确没有理工科更具优势，也很难找到像理工科高薪的工作，这不能全然怪罪文科“讲的内容很虚”、“实际上用不到”等自身问题，这与整个社会语境息息相关。再者，退一步讲，文科即便没有传授所谓“实用”的工作技能，但对于思维的拓宽、思考的挖掘、思想的深入，对于一个完备人格的形成大有裨益。人们自然可以向外挖掘资源、金钱、职业，但向内而生的精神、思考、想法也同样值得重视。

另外，很想聊一聊张雪峰老师本人。

我高中毕业是2019年，那时候抖音还只是一个流星于年轻人之间变装耍帅的“技术流”软件，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仍旧是百度那个查询按钮，并不像如今这么多元与便捷。我记得是花了500块钱，从校门口做兼职的同学买来了填报志愿的小卡片，那是一个可以查询分数档位、录取概率的软件；如今，信息不再匮乏，可以触及到每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可以在网络上查找相关院校的分数线、录取位次等等，我会在想，像张雪峰这样的指导别人志愿的老师还有必要吗？

或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光顾热搜榜的他在告诉我，有必要，他依旧有很大市场。

尽管他很多语言与动作的浮夸，总让我对他会有些偏见，或者会致使很多人都对他心生讨厌，但他在名利的双重收获下仅仅需要承受“看不见真人的讨厌”，网友获得信息资源并感受情绪价值，平台获得曝光并收割流量，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这里，轻轻叹口气，只送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