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均夫随即迁往上海（钱学森因此于1911年12月出生在上海），并于次年在上海创办“劝学堂”，培养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1913年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重新开课，钱均夫携眷返杭，继续担任该校校长。钱均夫这两次担任校长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仅两年，但其间恰好先父在该校读书因而得以聆其教训。而由于钱厉两家关系深厚，且钱均夫与大伯父厉绥之情同手足，故先父与钱均夫先生建立了相当密切且有趣的师生关系，并终其一生都维持着这难能可贵的关系。也正是因为父亲与钱均夫先生的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我一直尊称钱均夫老伯为“太先生”（当时上海话都称老师为先生）。1937年到1949年期间，因上海为侵华日军所侵占，太先生拒绝出来为日本人和日伪政府工作，其经济上主要依靠钱学森由美国寄钱回来维持，生活上主要靠义女钱月华照料。而有其师必有其徒，先父亦坚决不事倭寇，宁折不弯，以致家中时有断炊之虞。当时我们两家同住上海，彼此常有来往。我记忆中的太先生，是位清癯长者，总是身着长衫，留着三绺髯须，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学养有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太先生同我大伯父一样，都用杭州话直呼我先父为“老四”。一次先父带我去太先生家探望，我记得当时他是住在上海愚园路（现江苏路西侧）的岐山村。

甫至其家，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先父进门后，竟像孩子般的东躲西藏，玩起了“躲猫猫”。对弟子的“幼稚行为”，太先生淡然一笑。现在想来，不禁令人莞尔。如前所述，钱均夫在教育儿子方面一直坚持亲力亲为，因此无论出仕何地，时间长短均是携眷同行。1914年，钱均夫到北平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时年3岁的钱学森也被带往了北平。1928年，钱均夫辞去教育部公职，被委任到浙江省教育厅任职。1929年钱学森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没有就近报考清华、北大而是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因其当时热衷于“实业救国”和“铁道救国”，而当时直属铁道部的上海交通大学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被认为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此后，全家就从北京迁回了杭州。1934年冬，钱均夫因病退休，全家又迁居上海。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据大伯父子女相告，1955年钱学森由美国回国后，在上海省亲期间，还专程去看望了大伯父厉绥之。此事当时是由派出所先通知厉家，钱学森登门探望时派出所还特意派遣专人在厉家四周巡视。钱学森当时很得意地告诉大伯父说，这次自己回国得到了全家的支持。那时虽然钱学森子女尚年幼，但他关于回国一事曾特意征求子女意见，大概意思是说“爸妈决定离美回国，你们是留美继续学习，还是一起回国？”结果，儿子钱永刚果断地回答：“Papa，you’re talking nonsense！”（意即，爸爸，你说什么呢！我们当然跟你们一起回国。

）当时钱学森转述儿子的这句话，是用英文说的，所以即使时隔多年，仍言犹在耳。当时，钱学森还当面向大伯父叩谢，以表对当年救护之恩的感激之情。先父因比钱学森和其堂弟钱学榘（在钱均夫资助下亦成为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即为其幼子）要年长许多，故曾对他们多有指导和帮助。据家人回忆，钱学森回国后，他个人曾在举家前往杭州的途中专程看望了先父厉麟似。当时他向先父深深鞠了一躬，以示不忘照拂之意。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足见钱氏的家教传承，以及钱学森感恩念旧的道德素养。1969年太先生钱均夫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86岁。太先生逝世之前，钱学森因重任在外，未能随侍在侧，其时因世交亲故多在南方，颇有不便，幸有我岳父施锡祉在京（文革前他从铁道部华北铁路工程局调至铁道部北京地铁工程局任总工程师，从事新中国第一条地铁的建设工作），经常去探望并帮忙照料钱均夫老先生。其中缘故是施、钱两家亦是世交，施锡祉之父，近代著名军事教育家施承志更与钱均夫交情甚笃。临终前，太先生极想见爱子一面，惜因钱学森肩负国家使命而未能实现。于今思之，太先生一生虽然西学为用，但其教养爱子以及教书育人之道，处处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