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力图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但已经明显力不从心并收效甚微。2007年召开的巴以问题安纳波利斯会议失败，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已经江郎才尽。

在巴勒斯坦方面，突出的问题是内部矛盾更加剧烈。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2005年以色列军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后，法塔赫与哈马斯分裂不断加剧：2006年1月，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第二届立法会选举胜利，引发巴政坛地震；2006年3月哈马斯单独组建自治政府；2006年6月，哈马斯宣布不再执行巴以停火协议，以色列借机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007年3月，巴民族联合政府成立，但是两派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解决，双方的暴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2007年6月，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同时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巴勒斯坦陷入了约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加沙由哈马斯控制的严重分裂。

这一时期，巴以冲突的新特点已经形成，即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模式形成。2008年6月，在埃及调解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了为期半年的停火协议，但双方均未严格执行；同年12月20日，哈马斯宣布不再延长到期的停火协议，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旋即对加沙发动“铸铅行动”，直至2009年1月18日才告结束。巴以冲突的间歇式爆发模式由此形成。

六、“阿拉伯之春”以来：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美国给新冲突火上浇油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始终面临“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战略收缩之间的矛盾：“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尤其是埃及等盟友政权倒台、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都导致美国在中东陷入战略犹豫，即主观上抽身中东的战略诉求与中东地区格局剧变之间的矛盾，使美国抽身中东的战略欲罢不能、进退失据。

在奥巴马时期，巴以问题已经被严重边缘化。“阿拉伯之春”使阿拉伯国家转型和地缘政治博弈成为中东事务的核心，地区国家对巴以问题的关切严重下降；2012年第67届联合国大会给予巴勒斯坦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引起以色列强烈不满；2013-2014年，美国推动巴以双方举行的华盛顿和平谈判无果而终。与此同时，伊核协议成美国主要关切，达成伊核协议成为奥巴马执政第二任期力图打造的外交遗产。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

涉及巴以问题的政策内容包括：首先，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企图强推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其中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承认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主权；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美国拟建立一个解除武装、没有军队，即主权不完整的巴勒斯坦国，这完全颠覆了巴以和谈的基础。

其次，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分化阿拉伯世界。2020年-2021年，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阿拉伯世界由此进一步分裂，在巴以问题上联合的能力和意愿遭到严重削弱。

2000年以来，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受挫并陷入停滞状态，特别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巴以问题被严重边缘化以来，巴以问题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冲突的散发化、日常化和长期化，并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酿成短期的大规模冲突，然后再转入下一轮矛盾积累-冲突爆发的恶性循环，其最深刻影响不仅是巴以冲突的长期化，更深刻的悲剧在于双方对政治解决冲突心理期待的泯灭，以及对和平的绝望。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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