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彩礼）的前世今生：现代社会的“封建残余”。

嫁妆这玩意和古代的宗族观念直接绑定，用途是彰显女方家庭的财力。

嫁妆并非中国独有

嫁妆并非中国独有的概念，最早可考的记录，比如《汉谟拉比法典》中，嫁妆已经被描述为早已存在的习俗。

这个习俗的规则包括：妻子在其丈夫死后可以获得其原嫁妆的一部分做为其遗产，这笔遗产只能够被她自己所出的后代继承，而其夫和其它女性所生的孩子则无权继承。

如果其娘家在女子出嫁时提供了嫁妆，则该女子在之后无权要求父母的遗产。

如果妻子去世时膝下无子，则其夫必须归还嫁妆，同时也可以收回部分聘礼；嫁妆的数量一般都很惊人。

和世界多数其他地区一样，在古代中国嫁妆除作为妻子自用和守寡后的生活费。

其他主要用途是如果夫家衰败了，没钱为孩子们出教育费用和女儿的嫁妆，这时妻子须用部分嫁妆承担这些费用。

此外，在夫家有经济能力出嫁妆时，为了提高女儿在婆家的地位，妻子也可用其本人的部分嫁妆再进一步为女儿的嫁妆增资。

嫁妆是已婚妇女的私人财产，自宋以降受到历代法律的保障：夫家人无权染指妻子的嫁妆。

通常情况下，如未经妻子的同意，夫家任何人都不能动用嫁妆，而且夫家人所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霸占嫁妆。

简而言之，嫁妆在那个年代，非常重要，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女性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权。嫁妆对她们来说，是唯一可自由支配的财产。

高生育率让妇女没有财产权

在大众概念里，古老的原始氏族是个标准的母系社会。这个社会人人平等，女性地位甚至高于男性，享受绝对的统治权。

这套理论的根基是原始部落中，女人负责采集，男人负责狩猎，而采集的收入比狩猎的收入更为稳定。

可惜，这套理论过于简单粗疏，而且极度不符合蛮荒时期的生存法则。哪怕是现代，一个女孩结婚成为人妻后，都会因备孕、怀孕、生产导致收入锐减。

在那个婴孩夭折率居高不下的时代，想要保证人口的增长，一对夫妻至少需要生育6-7个后代。与此同时，当时的人寿命却十分短暂，能活过40便算高寿。

假设一个女孩在14岁初次例假，那么等到她寿终正寝，只有26年。最少4年生育一个孩子，其频率之高，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

而且，这还只是最低最低的频率，实际上，一直到我们祖父辈，一户人家有十几个小孩都不罕见。对原始氏族而言，一个妇女只生育6-7个绝对算少。

高生育率让妇女不可能有那么多工作的时间，她们需要大量时间去陪伴孩子们。其工作效率不可能有男人那么高，除非她的丈夫已经懒到一点不工作，天天睡大觉。

而这种人在冰河时期，根本无法生存下来。

和平权意识逐渐崛起的近现代不同，古人并不将生育视为付出，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这是女人天生的义务。

所以，古代妇女很难从生育中获取什么利益，通常是给一壶酒或者一只狗打发了。其生存状况完全看丈夫的阶级而定。

在这种环境下，妇女很难拥有男人一样的财产权，嫁妆是她们唯一的依靠，也是她们从娘家获得的唯一支持。

嫁妆的多少也能显示娘家的财力，给嫁妆够厚的家族，一般都是望族，女儿嫁人后也会有一定地位，至少丈夫不敢随意打骂。

比如宋朝就以嫁妆风气浓厚闻名，司马光说：“今世俗之贪卑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蔡襄任福建福州之官时，曾表示“娶妇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

嫁妆送到新郎家时，“己而校奁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怖。”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嫁外甥女时，便借了二百贯“以为遣嫁之资”。

在当时就连宋神宗的弟弟扬王赵颢，都因私产有限，但多个女儿几乎同时到了婚嫁年龄，不得不向宋神宗伸手，提前预支一些俸禄。

清朝的嫁妆风气不减，据道光《安平县志》称：“贫者减他物，而床帐必具”同治《洪洞县志》的记载：“近俗竟有假妆奁为饵，以争财礼者。

既有用铜锡充数，以骗亲者；更有以好看为名，令男家借取首饰、币帛，及赚物到手，或尽裁减，或竟当（卖）者，致使日后残恨其妇，诟詈其婿，究以两姓之好，遂成仇雠。”

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回忆其母以“平妻”身份嫁曾广钧，曾宝荪祖母郭太夫人要新娘“交出所有聘礼” 。

嫁妆的淡化

当然对妇女而言，这噩梦一般的日子，在最近一百年逐渐远去。除了老生常谈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医学的进步，新生儿的夭折率逐渐递减，而人均寿命却在逐渐递增。

工业革命后，男女体力的差异也被降低，妇女越来越能在家中直起腰杆。

嫁妆作为一种“资产”作用越来越小，甚至成为完全礼仪上的物品。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宗族”这一古老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少见于主流的社会。中国人已经慢慢地适应了原子化的生活。原本用于体现娘家财力的“嫁妆”也变得可有可无。

毕竟父母一辈普遍比较穷苦，除了不动产外，他们的积蓄在通胀的今天完全不值一提。

扣除比较富裕“有传家宝”的家庭外，大部分中国家长都无法提供给子女适应当今时代的嫁妆。这也导致嫁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结语

嫁妆的诞生，本质上是古代男尊女卑的一种体现，社会必须诞生一种机制适当地保护已婚妇女的权益。

作为旧时代的产物，它注定随着现代化的脚步而消失，或者成为纯粹的文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