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有超69万个行政村、超260万个自然村，如何让如此大规模的村庄实现共同富裕，要探索出一条条不同的路子。

2022年7月，澎湃新闻联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农业与互联网”课题组，以山东烟台张格庄镇作为调研起点，历时8个月，走遍大江南北，在调研与行走中追寻互联网与现代农业发展关键议题的解决方案。

澎湃新闻“农业与互联网”课题组已完成10个农产品原产地的深度调研，完成10份调研报告、10份政策参考的撰写，以及10部纪录短片的拍摄。

调研中，我们看到了农业借助电商发展的成功经验，也看到电商发展遇到的困境与问题。

澎湃新闻农业与互联网全国大调研项目系列海报。 海报设计：傅小凡

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差异较大。在经济大省，无论是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条件或者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都有一定优势，当地的农产品产值可高达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在人口大省如湖北、山东，这里具备区位优势，其辖区内的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物流和人工成本上有优势。但在甘肃、云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并不具备特定的禀赋条件，离中心城市较远、产业结构单一，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足以支持大规模建设。但这些地区，也发展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业产业。

从2015年起，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逐步下沉到县域，推动各地农产品从产地直销到全国，从而带动产地的农产品销量迅速增长。澎湃新闻农业与互联网课题组认为，正是电商平台与农业产业相结合，有效带动当地农业产业链升级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平台打通了买方和卖方市场

以往农产品销售中，原产地由于没有固定的物流点或者仓储地，商家发货通常需要将货运往周边中心城市。电商在当地兴起后，平台可以帮助产地解决销售问题，使当地农产品的销量迅速增长，形成规模优势。商家与快递公司之间的议价能力变强。比如，在云南蒙自，农产品以前一般运输到昆明发货，当蒙自的销量明显增长后，快递公司会在蒙自专门设发货点，在本地直接发货，节省了出仓入仓的时间和中间环节的人工等成本。

在新的模式下，一方面平台为电商解决了销售问题。电商利用平台把最终消费端用户群打通；由于平台巨大的流量和用户群，电商通过出售品质不错且价格不高的农产品，取得规模利润。总而言之，利用平台，商家扩大了最终用户群，产生了较大的规模效应，并节省了固定资本投入。

另一方面，近些年，平台打通了不同要素之间的壁垒，把农产品、资本、人才等要素通过平台的聚集效应吸引到县乡。在云南红河州的中越边境，因为大量电商的出现，使生长在海拔三千多米高山上的小黄姜开始量产，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逐步发展为雇工经营。同时，黄姜种植工序多、用工量大，发展黄姜种植可吸纳大量富余劳动力，并与其他作物错峰用工，有利于增加农民闲时收入。

此外，平台还会发挥一个信号效应，起到质量检测员或者认证的作用。当地农产品能进入到平台，前提是因为质量有保证。顾客对得到平台认证的产品比较放心，从而也更有意愿购买。农户和电商通过平台不光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而且还能够赢得消费者对本地农产品的信任。

平台为县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一个农业产业的发展，不仅要看产业本身所创造的增加值和就业岗位，更要看其所衍生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机会。在当前，包括拼多多在内的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创造和带动作用比较明显。他们催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加上零工经济灵活就业的特征，使得劳动者多元就业成为可能，为许多低收入人群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获取收入的途径。

课题组看到，在各地产业园区或者种植基地，电商仓库和办公场所内直播室随处可见，电商主播们正“热情似火”地介绍当地农产品。现阶段，短视频直播很容易吸引线上消费者在店里停留消费，更为商家增加了客流量。

比如课题组调研的云南宾川的石榴，红红火火的石榴寓意“多福多子”，成为人们节日送礼的选择；而宾川石榴因“果大均匀、色泽鲜艳、软籽、好看又好吃”倍受电商青睐。在电商直播在县域兴起的背景下，石榴作为一种高端水果，可以为电商吸引“流量”，从而带动其他农产品的热销。

再例如，在“花茶之都”安徽亳州，由于花茶的种类和功效多，具有护肝、美容功效的花茶，更受经常熬夜的年轻群体欢迎。在花茶基地的孵化器内，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24小时花茶带货直播。

课题组发现，这些电商主播，基本没有经过专业播音训练，但她们都具备一定的表达能力，有工作热情，对本地的农产品情况熟悉，电商企业又能给主播们提供正向激励。据了解，电商主播1个月有近万元的工资收入，这个收入比在周边大城市务工要高。

电商改变了传统的农业模式

以往的农业模式通常是由种植户、经纪人和批发商合作的模式，它的种植、流通、存储、销售环节互相分离，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存在信息壁垒，因此农户和销售商难以及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种植品种，会时常出现滞销或者供给不足等情况，这增加了农户的种植风险。尤其是季节性农产品，比如黄姜、西瓜等，经常出现上下两年价格大幅度波动。电商的兴起，则缩短了中间交易流程，节省了交易费用，也使供应链更加稳定。

随着农产品产地直销模式的兴起，电商可以与农户签订“订单农业”。电商为当地农户提供相同的种子和种植技术，再统一订单收购、包装配送，不仅在产业链上打通种植和流通环节，还能把控农产品品质。订单农业通常是电商以保护价从农户手中收购农产品，农户则根据电商要求去种植相应的品种。既保障了农户的利益，也让电商与合作社以及种植户之间建立了更为稳定的供应关系，确保收购价格相对稳定。

蒙自销售小黄姜的电商杨菠就对课题组表示，小黄姜价格波动非常大，但是电商与合作社或农户建立“订单式农业”，即使市场上小黄姜价格波动，小黄姜的交易价格也非常稳定。他举例称，在滞销的时候，小黄姜一公斤可能不到一元，但是他们和合作社拿货的时候，仍是按照事前定好的价格，一公斤3元。

据了解，当地小黄姜合作社是由政府部门牵头组织，定期免费为合作社的农户提供农药、化肥和种子；合作社的主要成员都是当地种植面积最大、管理最好的那批农户，合作社的本质是一个统销模式。

从企业的规模来看，产地有些电商已经是规模以上企业，不仅涉及销售，还涉及种植、仓储和研发。另外，具备一定规模的电商从农户手中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然后再招当地农户成为产业工人。

在拼多多等平台上，从事农产品销售的电商多数人都有一个明显特质：基本是80后、90后，都曾在大城市有过较长时间的求学、工作经历，有一定的阅历和经验，这也为其返乡创业积累了基础。基于电商平台较为便利的开店门槛和对家乡情况的熟悉，他们迅速捕捉商机，依靠家乡产地特有的禀赋条件，推动了农产品销售。电商自身的收入显著增长，同时也为当地农民创造更多兼业机会，使当地农民实现增收。换言之，当地农产品产业能够发展起来，离不开这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电商。

农产品电商发展遇到的问题

一是，物流成本和人工成本在升高。在物流成本方面，近年来，受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等多因素影响，对电商而言，物流成本逐年升高，快递费用基本占成本的四分之一左右。我们在云南玉溪了解到，花卉一般是每单20元，快递费每单5元。

在人工成本方面，传统农业县中的年轻劳动力流失比较严重，用工成本逐渐增加。比如在云南的蒙自、宾川等地区，由于位居偏远，这些地区除了农业产业之外，并不具备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就业机会，年轻人大多数选择外出务工。从事农业产业相关的农户普遍为50后、60后、70后，且当地以家庭种植为主，这也制约了当地种植规模化的步伐。

二是，农产品以初级加工形态为主。课题组发现，当前农业产业主要聚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缺乏进一步再加工产品，利润以“薄利多销”为主。尽管大多数电商在当地都具备一定的规模，但是电商通常都是以流通领域为主，不涉及生产加工，因此不符合县里或市里企业扶持或补贴政策。如果想往深加工模式转型，需要一定的农业建设用地来盖厂房。在土地资源较为稀缺，且各家都更愿意自家种植一定经济作物的情况下，土地流转难度不小。同时，农产品属于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的产业，如果仅仅是以销售农产品为主，产业发展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正如调研时看到的，一旦某个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不少电商企业会在短期内动辄亏损或者盈利数百万元。

三是，缺乏电商人才。从大的方向来说，乡村产业的健康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既懂电商、也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电商平台正成为新农人的创业沃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但从调研情况看，电商人才，尤其是直播人才，在各大农产区还是比较稀缺。虽然电商企业可以开出不低于中心城市的工资水准，但是县城还是很难吸引人才，尤其是年轻的人才在此长久发展。

调研中，云南宾川县商务局负责人季婷对课题组表示，当前宾川电商产业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人才。季婷是宾川本地人，本科就读于上海某高校，深知人才对于产业的重要性。在座谈中她反复提到，“我们在吸引人才方面有待加强，这方面的人才要具备网络营销、经营、直播等多方面技能。”

四是，农产品品牌化步伐缓慢。除了前述农业建设用地价格较高限制了土地流转之外，也有地方政府官员反映，当地因缺乏“龙头企业”限制了本地产品品牌化的步伐。他们认为，在目前土地流转较为困难的前提下，较为可推行的模式是企业把种植完全交给农户，然后收购农户的农产品，打造企业品牌。换言之，相当于把种子端和销售端抓在企业手里，然后把生产端交给专业的种植农民，让他们种出最好的农产品。

平台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

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流程和运营规则，降低了相关职业对所需劳动力的技能要求和工作门槛，为弱势群体的就业赋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玲表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主要形式，平台解决了不同要素如土地、资本、劳动力、数据之间的壁垒问题，使得各类要素能够有效组合，降低交易成本，形成经济增长。

对于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在政策上，2023年两会已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在谈到平台经济发展时提到：“要处理好平台经济发展与规范的关系。首先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最根本的诉求，规范、治理、监管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陈玲也强调，要承认平台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对于带动就业的贡献。对于平台监管，她认为要注意区分是因垄断而产生的问题，比如平台是否涉及市场准入问题，还是因为算法治理而产生的问题。

另外，对于平台经济赋能“三农”发展，陈玲认为要推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领域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手段创新金融支持农业农村方式，培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动能。

[本文执笔人：樊盛涛（澎湃新闻）。课题组成员：南储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韩仲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樊盛涛（澎湃新闻）。课题统筹协调：田春玲（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