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医院的药占比被压到30%以下，我们只能‘话疗’。”一位肿瘤医生无奈地调侃道。

他所指的“话疗”，一种做法是使用疗效不佳、副作用明显的老旧抗癌药品种，并配以安慰；另一种做法就是给患者推荐其他购药渠道。韩晓晨说，约百余家药房加入了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赠药计划，肿瘤患者可以先在医院或这些指定药房全款买药，到达一定期限后，再向中华慈善总会申请领取赠药。

然而，慈善赠药在费用负担、审核周期方面，不如使用医保目录内用药。韩晓晨说，一些慈善赠药计划中，患者自费用药的累积时间，往往已经接近于该药物的无进展生存期，比如：当年抗癌靶向药易瑞沙刚刚进入中国时，规定符合医学和经济条件的患者自费满6个月可以申请慈善赠药，审批还需要约2个月，但易瑞沙的平均耐药时间就在6个月左右，有一部分患者在批复慈善赠药不久即出现耐药，需要改为其他治疗方案，剩下的患者即使能够拿到慈善赠药，摊薄之后的用药成本还是很高。

一位患者组织人士无奈的说，如果这些正规的用药渠道都被堵死，患者就只能选择购买非正规渠道的印度版、孟加拉版进口仿制药（所谓“外购药”），有的患者违法购买高纯度的原料药直接服用。

随着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告一段落，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即将启动医保目录的常态化调整工作。对于包括抗癌药、罕见病用药、慢病用药等其他品种，药占比仍然是绕不开的弯。

2017年，当时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2017年版基本医保目录完成准入谈判工作之后，据《光明日报》报道，25岁的多发性硬化症（一种罕见病）患者苗苗心神不宁。对她来说，这种罕见病的特效药“倍泰龙”在北京的报销比例达到80%，患者个人每年仅负担2万元；坏消息是，倍泰龙进入医保整整一年，但在北京各大医院依然难觅踪迹，因此，苗苗等患者要去药店自费购买，一年开销依然是10万元——这是该款药进入医保前的患者负担。

据《光明日报》报道，国内神经免疫学奠基人、北京医院许贤豪教授曾表示：一旦药占比超标，医院将被管理部门罚款，最后罚款转嫁到处方医生甚至本科室所有医生身上，导致没有医生敢给病人开高价药。

北京、贵州的多家肿瘤医院的肿瘤医生反映，药占比考核存在“一刀切”的问题，往往并不会在三级医院和基层医院之间，在需要更多依靠药物治疗的肿瘤医院和其他医院之间，无法制定差异化的药占比政策。最终，大型肿瘤医院为了完成药占比考核指标，只能让高价抗癌药“消失”。

对于把高价抗癌药提供给肿瘤患者，不只是医生没动力，医院药房也没有动力。韩晓晨说，随着国家对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被禁止通过药品牟利的医院药房将可能从利润中心转为成本中心。对于近年来陆续上市并已经（或即将）进入医保目录的抗体类药物（如纳武利尤单抗、贝伐珠单抗、西妥昔单抗），冷链成本很高，给公立医院带来了巨大现金压力，如果不考虑公立医院从药企获得的灰色收入，医院药房进药越多，则可能亏损越多，因此没有动机引进高价药。

2017年，财新健康点、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联合发布的《中国肿瘤患者服务升级研究报告》显示，部分高价药物和辅助治疗药物因为药占比，在医院处方上受限；与此同时，部分高价药物进入医保后，受到医保总额控费的压力，需要在处方上进行限制。30%的受访者反映，主要治疗药物受到医保/医院限制，需要多次/特定时间去特定医院配药。

“以价换量”：医药企业准入逻辑是否成立？

早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国家层面政策，若干地区的药占比政策已出现松动。

2018年6月，辽宁省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实施意见》，提出：公立医院在门诊中使用的属于医保目录中按照高值药品规定进行管理的药品（主要是肿瘤靶向治疗药物），不纳入公立医院药占比计算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