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的思想和措施自古以来即已存在。古希腊哲学家在他的一书中曾指出择偶和生育年龄对后代健康的影响。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一书中更增加了妊期卫生一项。古斯巴达人甚至实行过严格的选择后代的措施。我国古籍中也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记载，已经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后代往往不易存活和繁育。这些都反映了有关优生学的早期思想和措施。

19世纪中叶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后，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人类本身作为生物之一，也同样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而逐步进化成现代人。考虑到现代人类文明（包括科学、技术、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对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作用，于是产生了两种形似对立而实则互为补充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人类文明可能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最适者能生存繁殖，就连本来不能存活或繁育的个体也能生存和繁殖后代，这就会导致不良的遗传结构在人群中的增加。另一种意见认为人类社会可以运用他的知识和才能比大自然更有效地和更成功地改进其后代的遗传素质。首先认识到这两种可能性。

从F.高尔顿起几乎所有的优生学者都特别关心人类的智力天赋。因为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主要之点是人类依靠丰富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主要通过语言文字传授)去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没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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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力水平则既不能接受这份宝贵的财富，更谈不上使之向前发展。然而有关人类智力遗传的研究虽然已经进行了100多年,却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其主要困难在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使研究者不易获得能明确反映遗传或环境因素的客观数据。根据迄今累积起来的人类遗传学和医学遗传学资料，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严重的先天性智力缺陷大都由单个基因的缺陷或某种染色体畸变所引起（见、、），运用现代的生物化学和形态学手段可以查出使大脑神经细胞中毒的异常代谢产物或脑组织的形态结构异常。从大多数低于中等智力水平的愚人直到超过常人的天才人物的智力变异却多半是许多对基因和环境的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至今缺乏有效的手段对之进行具体的分析。其次在判定智力高低方面也存在不少困难。目前普遍采用的智商测验本来是法国学者A.比奈于1907年为帮助学童分班而设计的，虽然后来经过不断改进，也还不能全面反映被测者的智力水平。学校里成绩平平而在工作中却取得辉煌成就，或在许多方面被认为平庸而在某一特定领域却显示卓越才能者都不罕见。天赋虽以遗传决定的为依据，但大脑能否正常或充分发育和表达其功能，却有赖于孕妇和婴幼儿的合理营养和对后者的教养和环境。最后，人类文明是由互相依存的各行各业的无数劳动者和具有各种不同天赋的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出来的，人类能够经受住各种严酷的选择压力（包括气候变化、疫病流行、战争等）而繁衍进化，正是由于人群的和的丰富多采，因此在采取任何旨在降低或增加某些特定基因频率的措施之前必须十分慎重考虑其对人类前途的远期后果。

西方早期的优生学者出于偏见和缺乏遗传学知识，曾经使优生学走上歧途。20世纪初德国的优生学者提出了种族卫生学，宣传北欧人是优秀人种，防止优秀的雅利安人血统被劣等民族污染等主张，后来发展到与纳粹的排犹种族主义同流合污，实际上为在40年代初“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提供了舆论准备和理论根据。一些早期优生学者也曾无限扩大遗传的作用，不但认为人的躯体和精神性状全由遗传决定，甚至把犯罪、酗酒、暴力行为和漂泊习性等也都纳入遗传范畴。这类观点曾对公众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助长了种族歧视，并曾反映到某些国家的立法和移民政策中。

在20年代曾建立优生学研究机构和优生学会，出版优生学杂志。20年代末即

优育

被禁止，有关学者都转向动植物研究领域。30年代研究所也被解散，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被宣布为纳粹的科学。40年代以后优生学的研究一直处于窒息状态。直到1971年才重新建立医学遗传学研究所，近年来也开始在刊物上号召采取措施以改善人的先天素质，减少或消除不良遗传因素的影响。日本早期的优生运动受德国和英、美的影响甚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6月议会通过以法律形式推行预防性优生措施。现在的高级中学教科书 （1978）也包含有遗传学基础知识和优生法的内容，使国民在中学时代就懂得实行优生是国民应尽的义务。这些做法对于改善日本国民的遗传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