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新出竹简与《诗经》研究的新图景

2001年，上博简《孔子诗论》刊布。与今本《诗经》相比较，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次序问题。今本《诗经》编序依次为《国风》《小雅》《大雅》《颂》，而上博简《孔子诗论》则为《讼》《大夏》《小夏》《邦风》，即先言讼（颂）、次说大夏（雅）、再谈小夏（雅）、后论邦（国）风，次序恰好与今本完全相反。上博简《孔子诗论》反映了《诗经》更原始的编次顺序，刷新了传统认知。二是称名问题。如将“国风”称作“邦风”，“雅”称作“夏”，“颂”称作“讼”，这保留了《诗经》更原始的称名面貌，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待进一步探讨。

上博简《孔子诗论》（局部）

2012年，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发布。《周公之琴舞》属于“颂”诗类的组诗。“颂”诗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歌辞，其特点是诗乐舞三位一体。西周时期，单篇流传的“颂”诗都是诗乐舞相结合的，而今本《诗经》的“颂”诗经过孔子等人的删编，已成为文本之诗。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共九首，每首有“启曰”“乱曰”等乐舞术语，显然是诗乐舞相结合的。其中第一首见于今本《周颂·敬之》，但《敬之》已删去了“启曰”“乱曰”等乐舞术语，而且字句也存在差异。由此可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保留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而今本《诗经·周颂》只是文本之诗，已不再是祭祀场景中诗乐舞三位一体的“颂”诗原貌。西方理论认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传统只盛行于原始氏族社会，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传统便逐渐消失。江林昌先生认为：“中国从五帝时代到春秋时期，文明起源发展已经历了二千五百多年，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颂诗却依然盛行。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个特例，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与总结。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出现有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展开。”（江林昌：《清华简与先秦诗乐舞传统》，《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2016年，安大简经过保护与整理后首露真容。据悉，安大简中涉及《诗经》内容的简有100多支，诗作保存58篇，是保存较好的战国《诗经》文本。与今本《诗经》相比，安大简《诗经》存在大量异文，而这些异文可以纠正今本《诗经》的一些误释误读。譬如，《魏风·伐檀》云：“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鹑兮？”对于“鹑”字，《毛传》释为“鸟也”。历代各家注疏向无异辞，皆从《毛传》，而千百年来的《诗经》读者也习焉不察。实际上，从安大简《伐檀》异文来看，“县鹑”确有可议之处。安大简《伐檀》异文“鹑”字作“麏”字，“麏”指体形较大的“鹿”类动物，如此便能与今本《伐檀》前二章的“貆”“特”体形较大的动物相对应，各章表达也能相互照应，而显得更为合理。黄德宽先生认为：“‘鹑’乃是‘麏’的误读。该诗在流传转抄过程中因二字音近，将‘麏’误读误记为‘鹑’，鹿属动物遂变成了‘小鸟’。前人习焉不察，未曾深思，以至于以讹传讹。”（黄德宽：《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可见，安大简《诗经》的问世，将会给今本《诗经》的研究带来许多新认识。

02

新出竹简与《楚辞》研究的新认知

2010年，清华简《保训》与《楚居》同时公布。清华简《保训》的“中”内涵丰富，对《楚辞》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以往，学界对《楚辞》所见“中”的有关问题存在许多疑惑之处，而清华简《保训》的刊布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新契机。清华简《保训》表明舜是“中”的持有者与传承者，这揭示了《离骚》中屈原“就重华而陈辞”的历史渊源。另外，清华简《保训》的“中”还揭示了《楚辞》中屈原对鲧、伍子胥等历史人物高度赞赏而有别于儒家诸书之评价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