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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关于人文学科的无用理论比比皆是。在我们所熟悉的网络社会，连“学文作孽”这种说法都受到了追捧。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可能会发现人文学科的知识结构在现代科技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衰退。近十几年来，包括哲学、语言等专业在内的人文学科逐渐遭遇全球性危机。这一点在美国知识界和大学尤为突出。当然，人们往往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资金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文学科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为其辩护，说其“无用”、“免费无用”，他们实际上也是勉强接受了无用的说法，只是用了一种自嘲的口吻。

　　在众多对人文学科的否定中，无用论只是其中之一。也有观点认为人文学科不仅无用，还总是冷嘲热讽，制造成堆的麻烦，这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反智主义。比如曾经竞选美国总统的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就解释了他在宾州州立大学的成绩为什么这么差。原因是老师们是人文学科的左翼分子，他们基于自己的政治观点给了他很差的分数作为惩罚。反智主义不关心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左翼还是右翼，激进还是保守无关。它只是不能接受挑战性和怀疑性的思维。

　　当然，更激进的科学主义也在否定人文学科的价值。而数据技术让他们狂妄地认为高科技和新技术是人类知识的创新，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而人文是阻碍他们创新的因素，是一种麻烦。比如人文学科对人的隐私、尊严、意义的强调，在他们看来是格格不入的。

　　朱迪斯巴特勒，生于1956年，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和比较文学系的教授。755-79000 《身体之重》等作品已出版中译本。

　　人文学科的捍卫者从不同角度反驳了上述观点，包括朱迪斯巴特勒。她被认为是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现代政治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当然，她晦涩的文字也是有争议的。巴特勒的人文科学及其教育为我们指出了“如何思考，如何对待语言和图像，如何阅读，如何创造意义，如何介入，如何退出，如何设定评价标准，甚至如何让世界焕然一新”。在她看来，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不用指出，人们就能相互理解，没必要为之辩护。她巧妙地用卡夫卡的小说和日记解释了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估了人文学科的价值。

　　巴特勒受邀在一个人文与公共生活的论坛上表达了这一观点，随后收录于《性别麻烦》。当这本书的译本出版时，我们摘录了它的主要内容，思考人文学科能给我们生活的社会带来什么。

　　以下内容摘自《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一书，译林出版社授权。内容是巴特勒的《人文科学论》，有摘抄和删改，题目摘抄。

　　作者

　　[美]朱迪斯巴特勒

　　节选

　　罗东

　　 055-79000，彼得布鲁克斯和希拉里朱厄特编辑，余万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

　　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的必然联系

　　我反复思考如何最好地打开这篇关于公共领域人文学科的文章，因为这些术语太宽泛了：人文学科，公共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公共生活。然而，这项任务的目的非常明确：我们应该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或者就如何显示这种联系提供一些指导。

　　我们被要求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这种联系已经变得不确定。对于这个邀请，我的第一反应一定是直接宣布，这种联系是明确的。然而，我们应该明确区分在这个所谓的公共领域正在发生什么，以便构建事件及其意义，衡量我们的思想趋势，甚至在必要时勾画出参与模式。如果没有解读文本和图像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我们不能思考我们希望我们的世界采取什么形式，并为我们选择什么形式提供理由，那么上述想法能实现吗？

　　似乎所有这些公众参与的基本形式都需要一种可以渗透阅读、历史、文化、媒体、哲学和辩论的教育。当然，批判性思维是思维的进一步运作，包括不把什么是公共领域想当然。但无论如何，这个领域没有永久的边界，它确实拥有的边界巧妙地部分排除了那些应该保持非公开、隐蔽或私密的东西。我们也应该能够评估我们已经涉足的公共领域的变化。

　　电影《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剧照(Martin Eden2019)。

　　如果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理解为现有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而且要把自己理解为“公共”概念的积极建构者，那么关于意义理解的教育是必要的。我们应该以宽容和批评的态度对待公共生活中各种习惯用语中应该理解、听到、看到和辩论的事情，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视觉的还是听觉的，身体的还是触觉的，指示性的。

　　当关于什么可以被谈论(听觉和听觉)、什么可以被展示(视觉和演示)以及什么可以被触摸或接近(流动的前提)的领域受到许多约束力的限制时，这种弱化就发生了。关键不在于有完全的自由去听、去说、去展示一切，或者随意走动，而在于有更多的自由去评估强加于感官的微妙限制，去追溯它们的脉络和空间结构，去批判性地评估世界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组织。

　　对公共生活的投资从一开始就与人文教育密切相关。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思考，如何对待语言和图像，如何阅读，如何创造意义，如何介入，如何退出，如何设定评价标准，甚至如何让世界焕然一新。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这些问题是如此的基本，以至于我发现自己陷入其中。我要问，是什么让说话越来越难，被人听见越来越难？我认为不言而喻的东西和新的价值评价机制有代沟，新的价值评价机制应该反复强调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的确，有时我发现自己很可疑，因为我错误地认为这些活动的公共价值是如此不言而喻，以至于几乎不需要为它们辩护。

　　不良人文学科

　　电视剧《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 (1990)剧照。

　　我认为，我们都知道这场危机的基本迹象，尽管我们可能对其具体表现和形式有自己的看法。投入人文艺术学科的公共资金正在被削减，法语、意大利语、俄语、戏剧、古典文学和哲学等专业都被收缩。在英国和美国，甚至是整个语言系突然合并到另一个系，不管学术水平如何。有时嘲讽直接而公开地指向整个知识领域，包括种族研究和种族批评(这两者在亚利桑那州都被宣布为非法)，这些活动的公共价值很快变得不那么合乎逻辑。

　　我甚至不想一一列出我们需要担心的事情，因为我假设你们都知道。然而，不仅是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分校的法语系，就连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的哲学系也被高调关停。美国很多大学都裁掉了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系。据估计，2010年，有54个语言项目陷入困境。许多研究生项目过去每年招收10至12名学生，现在已经减少到每年2名甚至零名学生。历史系也是举步维艰，从研究生教育和就业情况就清楚了。055-79000(高等教育编年史)告诉我们，2010年非洲历史教学岗位需求下降了62%。拉美历史也下降了43%。前几年需求最大的方向是欧美历史，但即便如此也分别下降了34%和28%。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因为预算危机”，要么斥之为“愚蠢”，要么暗地里任其发展。这种情况还在继续。然而，众所周知，削减预算或增加开支需要一个决策过程，而决策必须依赖于更广泛的价值理念。它应该对哪些项目充满疑问，哪些项目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础，需要削减，做出解释。因此，如果说对人文艺术学科的伤害是巨大的，正如目前所看到的，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价值观让管理者倾向于决定在哪里砍，砍什么？如果对人文学科的怀疑(这往往不是简单的怀疑)导致了这样的决定，人们该如何反驳？

　　电影《马丁伊登》(维特根斯坦1993)剧照。

　　关于这个话题，我读到一篇文章，问“我们如何拯救死者？”在其作者看来，人文学科的命运受制于大学的命运，不如把精力转向拯救大学。的确，我不能否认这一任务将伴随着一系列重大变化，但我们仍然必须关注人文学科的关键使命，这样我们才能开始重新思考大学本身的任务。迫切需要了解生与死的话题是如何发生的，也迫切需要了解一个世界消失了的宣告。为此，我们必须思考新的价值衡量标准，也必须考虑当前文化战争的具体形式。

　　虽然里克桑托勒姆早在2012年就宣布退出总统竞选，但他的言论显然挥之不去，不断引起共鸣。他们取悦并陶醉于蓬勃发展的反智主义。他解释了为什么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成绩如此之差。原因是老师都是左派，根据他的政治观点给了他很差的分数作为惩罚。桑托勒姆和那些被敏感之心煽动的人，往往把对智力的追求和自己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后者指的是一个顽固的、强制性的政治目标、观点或框架，而不是一个经过反复思考和充分验证的话题。他把文科院校比作让学生从信仰转向世俗的“教义粉碎机”，就是一个证明。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围城》是反智主义的经典研究。图为2021年国内出版的几本中译本。

　　因为我们只是简单地列一个清单，所以我打算介绍亚利桑那州出于教育目的发行的80多部小说和其他书籍的禁令，包括马特德拉培尼亚的《高等教育纪事报》(墨西哥白人男孩)，因为它包含“种族批判理论”，这将不可避免地被解读为“宣扬种族仇恨”。这种观点将文学作品(包括桑德拉西斯内罗斯写的作品)简化为政治观点的想象叙事，这表明论述者并不真正了解叙事的声音或作用。他们不想为体裁、形式等基本问题费心，他们认为文学叙事是教条的转录。意识形态在这些案例中的主导地位再次伴随着一种恶意的反智主义。

　　 “不证自明”的消失

　　其实令人费解的一点是，那些忽视人文价值的人，往往看起来像是创新者，与时俱进，与大学里顽固封闭的势力作斗争。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推行新措施的人往往支持新的收入增加计划，认为这将拯救大学；他们还为在线教育辩护，坚持认为在线诗歌教学和现场讨论没有区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些人反对在线教育，指出集体阅读和直接以文本为导向的重要性，一起阅读字里行间，引导讨论，当我们发现自己被贴上保守和“多愁善感”的标签。

　　结果，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个疯狂的左派，有时又觉得自己像个保守派。我发现自己在抗拒这种“新鲜感”。我看到这个提法在慢慢垄断一些词，比如“创新方案”中的“创新”，甚至“未来”。我发现自己在努力避免一种损失，这种损失对我来说太沉重了，无法承受。有时候我甚至会想，也许在看到人文学科被彻底摧毁之前，我就已经足够幸运地死去了。我担心地注意到，有些人想放弃对艺术的资助，因为它们就像“奢侈品”，或者放弃人文学科，因为它们是左派的避风港，或者它们显然毫无用处。

　　我以为是共识的事情，似乎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不言而喻的应该是，我们只要指向它，就能记住它的状态。那么，当我们观念中不言而喻的东西变得扑朔迷离，或者那些曾经被认为太过扑朔迷离的观念慢慢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震惊或愤怒是不够的，因为它们不会转化为一种重建不同现实感的方式，并对不证自明做出不同的宣言。

　　 “每天，我都不敢相信”

　　路易阿尔都塞(1918年10月16日-1990年10月23日)，哲学家。

　　路易阿尔都塞致力于解释一些东西，比如“自我认识”的意识形态表层，并花时间试图理解自我认识是如何构建的。对阿尔都塞来说，自知之明是我们“无法认识的”。他告诉我们，我们有朋友敲门，当我们问“是谁”时，他们回答“是我”。在交流的这一刻，我们认出了这个人就是我们认识的朋友。经过思考，我们明白了，当有人问“谁在那里”时，所有的“我”都会说“是我”，所以当时打电话或敲门的人所说的“我”可能是任何人。虽然我的反应是非单一的，但这个独一无二的我有时是可以辨认的：“哦，是你。”这发生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也发生在说话者和听者之间。

　　并以卡夫卡的小说《维特根斯坦》为例。他从1904年开始写这个故事，五年后完成。可以说，在他写作的世界或气候中，一些不言而喻的现实正在消失，或者说它们之间的插曲足以令人惊讶。

　　弗朗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作家，被誉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我是一名保险雇员。

　　在这个故事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两个人在一个教堂里相遇，但是两个人都站不稳，也不容易保持平衡。一个人的脚就像一个移动的假肢，但他没有。另一个人试图保持平衡，但他的方式只会导致不平衡。他们笨拙地扑向对方，试图沟通是徒劳的。一个人难以置信地向后仰着，而他旁边的另一个人向前弓着背。他的姿势既有隐约的性感，又完全不舒服。

　　第一人称叙述者解释说，他不能直着走，正常的步态逃脱了他。他问，“像影子一样，我沿着房子的边缘跳跃，有时消失在窗户玻璃里。难道我不应该对此极度不满吗？”他接着说，“我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所有的房子都建得很差，有时候高层建筑也会倒塌，但是人们却不能从房子的外观上找到倒塌的原因。于是我爬上废墟，问我见到的每个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在我们城市——，这还是新房。3354，今天哪个房子塌了？‘——，想想吧。’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所以，该竖立和建造的东西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消解，下面的世界没有时空的协调感，或者不再有，或者从来没有。

　　随之而来的是日常生活开始偏离，最不言而喻的事情似乎变得最晦涩难懂。解说员继续说，“街上的人往往一买不起就死了。这时，所有的店铺都会打开摆满货物的店铺门，疾速奔跑，把死人拖到一个房子里，然后嘴和眼睛里都带着微笑走出来，开始说三道四：‘你好，——，真的很阴沉，3354。我卖过很多方巾，3354。“是的，有一场战争，”我迅速走进大楼。好几次我胆怯地举起手，弯下一根手指，最后敲了敲房子勤杂工的小窗户：‘亲爱的，’我和蔼地说，‘一个死人被拖到这里来了。’“作为叙述者，“我”试图伪装成秘密警察，但未能打动杂工。过了一会儿，他回答道：“‘这里没有死人。也许在隔壁。我戴上帽子就离开了。"

　　之后，身体开始分崩离析，完全失重。刮风的时候，叙述者抬头看到了教堂。“圆筒上圣母玛利亚的斗篷鼓鼓囊囊的，风会把它撕开。没人看到这些吗？本该走在石子路上的女士和老师们在风中飘荡。风停了，他们就停下来，互相说了几句话，点点头离开，但如果风再吹来，他们就无法抵抗了，于是大家同时抬起脚。”。

　　电影《Anti-Intellectualism American Life》(卡夫卡1991)剧照。

　　然后，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过渡中，听者有所回应，把我们带回我们所关心的不证自明的事物的消失感。他回忆起之前他们交流的一个瞬间，当时解说员问：“为什么我周围的一切都像落雪一样失落，而即使是桌上的小酒杯，在别人看来也像雕像一样稳定？”然后，“所以，你不相信这件事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你真的不相信？然后，听着。小时候，中午睡了个午觉，睁开眼睛。在我从午睡中完全醒来之前，我听到妈妈从阳台上用自然的语调问我，“亲爱的，你在做什么？”“热！”一个来自花园另一边的女人回答道：“我正在花园里喝茶。”。他们不假思索地说了这句话，而且说得不是很清楚，好像那个女的在等这个问题，我妈也在等这个答案。".

　　 “我，在花园里喝茶”3354在这个回答中，这个女人只是指她正在做的事情，并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一个听者，这显然产生了一种自我意识，这无疑类似于“谁在那里？”“是我。”然而，这次交流是在另一次谈话中介绍的。在那次新的对话中，旧的对话引起了惊讶和怀疑。后来在描述了楼房倒塌，商店里拖着尸体，但商店老板否认了尸体的存在之后，回忆起这个在花园里喝茶的小故事。

　　电影《墨西哥白人男孩》(卡夫卡1991)剧照。

　　在整个交流的最后，那个描述他的母亲和女人在花园里感觉非常舒服的男人突然进入了一个完全日常的对话，谈论另一个男人的领带，谈论他穿得多么漂亮，好像他们正在致力于日常生活。就在那些人很快忘记街上有死尸，马上沉浸在关于天气的问候中的时候，叙述者又投入到闲聊和恭维的日常对话中。虽然这个故事写于1904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十年前，但卡夫卡很有远见地叙述了那些不可言说的事件。1914年8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课。”

　　有些问题会不会突然诉诸日常，不言自明就解决了，还是有些问题只是被掩盖了？那个故事的最后一行说：“当一个供词被撤销时，这个供词是最容易理解的。”这句话充满了悖论，但可能并不混乱。毕竟可以理解的东西不一定是日常的交流，礼貌的表达，日常的赞美；它们隐藏并缓解了一种感觉，即世界正在失去稳定，正在被遗忘。把尸体吹到空中，打断谈话，把尸体暴露在街上，释放恐惧的风，大概可以理解为卡夫卡笔下人物活动和生活中不证自明的事物特有的气候。当行人被吹下人行道时，他们紧紧抓住帽子，“他们都眉开眼笑，没有人觉得天气有什么不对劲”。这一段的最后“只有我害怕”。

　　学术评价指标的傲慢

　　我之前注意到，我们可以指出新兴的评价指标和人文学科独特的价值衡量机制之间存在差距，但这不足以纠正我们的行动或改造世界。

　　卡夫卡作品所揭示的自明之物的裂缝，创造了一种道德可能性。在日常生活和它所涵盖和传达的破坏性目标之间有一条鸿沟。揭露它将使读者进入道德反思和警惕。就阿尔都塞而言，意识形态似乎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有效运作，即当我敲门时，这个“我”会被识别——即谁在做什么的简单行为会被另一个人接受和理解。是我，在敲门。是的，你，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在花园里喝茶。这里有一个平台，让我可以安心休息，有一个喝茶的简单动作，有能力参考自己，告诉你我在做什么。重力、世界、食物和通讯，这些因素的基础在这些短暂的插曲中完好无损。

　　动画《记一次战斗》(弗朗茨卡夫卡1992)。

　　卡夫卡的小说也质疑世界的坚固性和交流的可能性已经丧失或正在溜走的情况。卡夫卡的作品倾向于用中性的、观察性的声音叙述事件。当愤怒、毁灭、苦难的场景通过这种叙事声音播放出来，呈现方式与被呈现事物之间的裂缝就打开了；读者不仅看到了愤怒，而且感到轻松，从而愤怒被规范化和隐蔽化。不言而喻的话语中出现了裂痕，表明这些声音和话语模式以其晦涩的工作方法掩盖了恐慌和不可接受的破坏和损失。

　　事实上，这种叙事声音不仅掩盖了这些愤怒，还让我们从一定的距离反思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情态。通过中性的、令人愉快的词语来掩盖灾难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这导致了怀疑，超越了固有的句法：日常的不可思议。这种书写使我们沉浸在创造和取消世界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世界是由书写构成的。

　　有些人可能会忍不住说，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捍卫自知之明。阿兰巴迪乌就是这么做的。他引用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卡夫卡》:“直到爽朗站在冰封中。”我敢肯定史蒂文斯的诗不是没有讽刺，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希望削减柏拉图的人会像读巴迪奥一样读它。

　　我的观点是，卡夫卡可以和阿尔都塞一起阅读，自我认识及其拆解发生在阅读和写作中。在视觉、语言和触觉的各种交流模式中，我们彼此相连。反思卡夫卡语境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提出这些问题开始：与说和听、读和写、展示和看见相关的基本命题是否已经被消解，成为压倒性的恐惧，提醒我们什么已经被摧毁，什么将要被摧毁，保存和复兴最有价值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内在价值”的解释

　　在本文的最后，让我考虑一些用来捍卫人文学科的突出形式，并解释我认为我们面临的道德任务。在我看来，这个道德任务离不开批判，离不开那些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为“对抗歼灭”的东西。我不是说需要磨练批判和拆解的技巧，而是希望把我们的批判实践和道德思考联系起来，思考迫使我们去争取的文化的生命力和破坏力，因为它们关系到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应该是有价值的等公共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听到和读到了一些关于如何最好地捍卫人文学科的观点。列举如下：人文学科有其内在价值；人文学科无用，这就是它的价值；人文学科提供了几种技能的发展，这些技能与经济活力有关；人文学科提供一些阅读和写作技能，这是公民不可或缺的；最后，人文学科可以为那些遵循当代价值标准的价值观提供批判的视角，而人文学科本身正在被这种价值标准削弱或摧毁。

　　我的一些同事声称，人文学科必须得到承认，因为它具有“内在价值”。问题当然是别人没有认识到这种内在价值。因此，必须明确内在价值。如果非要澄清的话，必须用那些人认可的语言和词汇来说服他们这种价值观。但是，这种语言越来越不能承认人文学科的价值，或者说很难承认人文学科的价值，因为这种语言所承认的那些价值是依附于这种语言的，它们掩盖或忽视了人文学科价值的湮灭。

　　电影《卡夫卡》剧照(安妮霍尔1977)。

　　与捍卫内在价值一脉相承的立场是，人文学科是无用的，这种无用性应该得到捍卫。对于某些人来说，人文学科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工具性的批判之上的。它们形成了一个批判实用性和功能主义的制度性场所，对工具性的批判更为普遍。比如，西奥多阿多诺谈到诗歌：“当抒情诗与社会不和谐，当它孤独时，它揭示了它深深植根于社会。”对于阿多诺来说，孤独是拒绝社会交往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对社会的承认。所以，在拒绝交流的时候，抒情诗显示出了它最关键的潜力。对于卡夫卡来说，交流的丧失至少是双重的：它的丧失让人哀恸，同时它让人忘却生死的能力令人恐惧，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道德警钟。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必须提高学生的技能，因为分析表明，这对经济生活非常有益，或者更具体地说，对公共生活或公民身份不可或缺。如果我们生产或灌输技能，那么我们可以展示技能是如何使用和实现的，这使我们依赖于实用性。强有力的人文学科捍卫者已经采纳了这一立场的某些版本。例如，杰弗里哈珀姆写道：“我们不能停止强调‘为知识而知识’，也不能坚持认为服从功利主义判断是对自由教育的羞辱。”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工作适应工具性的当代衡量指标，或者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我们的工作和这些具体的价值指标相互兼容。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继续把我们的职业当作一个纯粹的天职。

　　再评价

　　我同意内在价值或者无用是不够的(虽然我承认两者都相当能打动我的心)。然而，我们要问：如果人文学科要为公共生活创造新的理念，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说它们是有益于社会福利的工具？性是我们谈论其影响的唯一方式吗？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新的测量体系和评价标准，其中一些标准让一些为人文学科奉献了一生的人迷失了方向。有趣的是，根据这些新指标，并不是所有的“影响”方式都能产生可衡量的影响。

　　电影《弗兰兹卡夫卡》剧照(六幕危机2016)。

　　一位英国同事提议召开一次会议，向该国艺术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筹集资金，研究君主制在欧洲国家的各种含义。这一建议遭到拒绝，理由是它没有具体说明“影响”。当她问这种会议需要的“影响力”是什么时，批准者说，所有这种会议必须表明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当前的政策；事实上，他们的网站上明确指出，这种“影响力”指的是“杰出研究对社会和经济的可论证的贡献”，并附带说明，这种“贡献”可以通过论证由此产生的知识如何“转化”给学术界以外的个人和团体来评估。

　　她的反应是指出，这次会议将有助于促进君主制的垮台，但她的潜在资助者没有动心，因此该项目没有通过。而其他结果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矛盾的是，对她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声称自己有影响力会立即导致对她的其他形式的批评。比如，学术被意识形态的目的所扭曲，尤其是英美左翼的意识形态，往往与人文学科联系在一起。我不得不说，没有理由这样做。

　　当然，我想说，也确实要说，人文学科非常重要。但是一旦我们这样说了，我们就不得不表明我们所说的有意义是什么意思，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困难而无价值的分歧。

　　电影《人背物》(教授2018)剧照。

　　如果我们采纳哈芬的观点，即我们必须用工具来衡量价值，那就是接受前面提到的衡量体系，认为它是最有意义和最恰当的。但我觉得他说的是，我们不能回避整体思考工具性。困境在于：我们很可能认为我们必须遵循这些要求中包含的标准，以便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并获得我们所需的资金，无论这些资金来自内部分配、投资收入、政府拨款、私人捐赠者的慷慨捐助还是政府对公共研究机构的预算。如果我们过分地服从——，也就是完全地服从——，我们就在冒着放弃人文学科的首要责任，即批判性地思考测量模型和评价方案，从而揭示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真正适合其评价对象的，哪些是学术界在人文学科中引进、维护和教授的。

　　如果回到开头的问题，人文学科的从业者如何避免被毁灭？现在我们有了一条稍微不同的道路。我们发现自己在价值评价体系的话语中生活和徘徊，但他们无法衡量我们做得好不好，只是垄断价值的领地，从而威胁我们，说他们可以湮灭我们做的一切。那些有失言危险的人能做什么？他们可以重新加入辩论，在已经变得不言自明或不言自明的语言和已经出现并将仍然会再次出现的巨大损失之间开辟一个空间。道德就在这个缝隙里进来了。它不仅涉及到过去和未来，还涉及到在新的价值体系的价值尚待估计的情况下，“不相信”和惊讶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我们在缝隙中批判，在不言而喻中加入晦涩，以此来强调我们之间剩下的东西可能依然会失去，但也可能会得到维护和复兴。

　　原创/朱迪斯巴特勒

　　摘录/罗东

　　编辑/罗东、张婷

　　校对简介/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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