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清朝面临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文忠公全书》）。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中的“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他们认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这样，洋务派“练兵制器”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亦由此起航。而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所藏的国家二级文物《招宝山炮台图册》，正是晚清“洋操”（使用西洋新式武器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西式操练方法，包括队列、战阵与战术）的实证，也是中国近代化的珍贵见证。为此，纪念馆专门组织、邀请文史专家进行了考证。

李鸿章引进的洋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再度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捻军等反清势力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陷于内外交困的窘迫境地。洋务派总结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随之而起。

洋务运动的手段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重点在于军事。军事自强不单单是购置洋枪洋炮；由于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符合“练兵制器”的需求，于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由李鸿章创建的淮军，是最早接受洋操训练的中国军队, 这也开了外国教官指导中国军队的先河。

两江总督李鸿章

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初他与洋人的接触,“其时李中堂与西人朝夕共事, 不得不仿照西法, 自渐知西法之胜于中法, 且不能不钦佩戈登兵法之精，……而李中堂于此遂化其守旧之心矣”（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李鸿章见到戈登训练的常胜军中国士兵，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给以他为代表的洋务派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常胜军原称洋枪队，其架构从洋枪队建立之初便确定下来，即以西洋人作为军事主官，招募“华勇”作为士兵；配发当时先进的火器，同时使用西方的训练方法操练部队。常胜军的军令都用英语下达。经过训练后，士兵学会了无论在操练或是行军时都聚精会神、遵守纪律和保持安静。英、法观察家评论受训的中国人说：“军容可嘉，他们身着带有寸金饰带的军服持枪站立，甚为得体。”

受封提督、赐穿黄马褂戈登

常胜军华尔和华勇（中国士兵）

李鸿章幕僚，曾提出“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冯桂芬见到过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首任队长华尔（汉名华飞烈）在松江府青浦县广富林（今属上海市）指挥洋枪队作战的情景，“贼（太平军）犯松江广富林，……华尔乃分其众为数圆阵，阵分五重，人四向。最内者平立，其外递俯，至最外者几踞地矣，皆以枪外指，望之者如馒首刺以针然。将居中，吹角为号，一动无不动，数十枪齐举。始徐行，渐疾行。所至贼披靡，围自解，且争退去。”（冯桂芬《续碑传集》）

冯桂芬

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后，通过一段时间与常胜军的协同作战，他耳闻目染洋枪、洋炮、洋操的威力，心生钦慕。他决定潜心学习常胜军之秘技，“淮军本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放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王闾运《湘军志》）。1862年6月，淮军便组建了洋枪队。

淮军洋枪队的营制

李鸿章为了避免外人掌握兵权，将练兵权操于自己手中，便决定自己聘用洋教官训练淮军洋操。在他看来，洋操比洋枪洋炮更为重要，“多置利器更要讲求操法，有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洋枪实为利器，和张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李文忠公全书》）。淮军到上海后不久, 李鸿章就聘用英海军司令何伯、法海军司令卜罗德等为教习，后来又聘20多名英、法教习执教淮军, 均采用洋操进行操练。

淮军聘用洋教练表格

奕䜣推广的洋操

洋操训练包括三方面：一是西洋兵器的使用方法，二是西洋队伍的操练规制，三是强身健体的体操。黄达权、王韬1862年间合编的《火器略说》中，对西法练兵有一经典的论述：“西人所长不仅在器，尤善练兵，其步伐齐，号令肃，进无后列，退不狂奔，绝少跳荡拍张，实可谓纪律节制之师。……平日练兵须参用西法，时加演习以整列其行伍，严肃其心志。练兵先在练心，练心尤在练胆，能使千万人一心一胆则在步伐，进如排墙，退如山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