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5日，伊斯兰教斋月与犹太教逾越节交汇之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再度在阿克萨清真寺爆发冲突，超过16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据巴勒斯坦方面报道，有4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捕。在过去两周里，以色列多地发生袭击事件，也是巴以双方对抗不断加剧的表现。而去年5月，巴以间曾爆发持续11天的冲突，造成巴勒斯坦方面至少248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12人死亡。在冲突实现艰难停火后，已经在漫长冲突中疲惫、麻木乃至习惯的巴以双方，都没有奢望持久和平。停火后苦涩的和平似乎只是下一轮冲突前的间歇，尤其是耶路撒冷和屡遭以色列军事重创的加沙地带，俨然已经成为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活火山。

当前，俄乌战事成为国际焦点并成为美欧俄角力重心，巴以冲突的外部约束更加薄弱，巴以双方的民族情绪和宗教情感更趋激烈，当前巴以冲突如不加以控制，很有可能再次演化为大规模流血冲突。

事实上，自2000年以色列总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持续四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美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的无所作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三者之间的复杂矛盾不断趋紧，都使巴以和谈陷入了困局，而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则进一步导致巴以问题在中东事务中日趋边缘化。

2009、2014、2021年三次较大规模的加沙战事都遵循了相同的逻辑：以色列在犹太定居点（背后核心是领土问题）、耶路撒冷等问题上的激进行为给哈马斯的强烈反应提供口实；以色列不仅对哈马斯做出数十倍的报复性打击，同时也使巴以和谈的环境荡然无存；而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巴以和谈基础的颠覆性破坏，更使巴以和谈的国际环境遭到致命打击。

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是巴以和谈的基础所在，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是，残酷的现实在于，巴以关系已经陷入了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怪圈，追求和平的理性总是被激进和暴力冲动所取代。

如果从当代国际格局与中东地区格局演变来审视巴以问题，可以发现巴以（阿以）冲突经历了四次中东战争时期（1948-1973）、局部和平与冲突交织的时期（1973-1990）、中东和平进程时期（1991-2000）、中东和平进程停滞和巴以问题严重边缘化时期（2000年以来）四大阶段。如果把巴以问题放到一战以来国际格局演进的进程中加以观察，可以发现巴以问题是近代以来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演变的产物，而每次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都导致了巴以问题的复杂化。

一、一战至二战期间：英法瓜分中东与巴勒斯坦问题的缘起与易手

自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在中东的西线，即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也称新月地带，即大叙利亚地区和伊拉克地区），主要是英法争夺并分割黎凡特和阿拉伯半岛边缘地带；在东线则是英国和俄罗斯共同争夺伊朗。

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是英法宰割黎凡特地区的产物：1916年塞克斯-皮科协定，英法对新月地带进行瓜分；1917年英国通过《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家园”，巴勒斯坦问题开始产生；根据1920年《圣雷莫协定》，英国对伊拉克、约旦和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后来，伊拉克于1921年独立；叙利亚和黎巴嫩1943年独立，约旦于1946年独立，但巴勒斯坦问题却延续至今。

巴勒斯坦是英国实行委任统治中最为失败的地区，英国在支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把问题移交给联合国，事实上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导权从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手中转移到新的世界霸主美国手中。回看这段历史，西方列强围绕黎凡特地区的种种肮脏交易，是导致巴勒斯坦问题不断复杂化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