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来看，白荷婷的观点好像很难直接被反驳。

按照清末立宪派的「五族大同」设想，「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加上汉人，国民群体的划分的确就只有五个。后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正式提出「五族共和」，也仍然是汉满蒙回藏这五个民族的事。

民国时期，长期在西南地区进行调查的民族学家江应樑先生就曾指出:

「今日之中华民族，绝对不是以一般所谓之汉民族可以概括一切的，也不是如一般所谓之汉满蒙回藏五族可以概括一切的······今日之中华民族，实是整个的，同一的，而无所分歧的。能对于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了认识，方能说得到了解我们自己，方能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

当时像江应樑一样，进行民族分类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有凌纯声（留法）、芮逸夫（留美）、岑家梧（留日）等等。他们大多接受过国外的高等教育，无论是用科学仪器角度测量人体特征，比如头颅、发色、肤色、身高等等，还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辨识少数群体的语言，并根据差异程度分出语系、 语族和语支，所采纳的依据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学科知识体系。

总之，从晚清开始，由于西方的冲击，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为中国各地操持不同语言、拥有不同习俗、信仰各异的人口进行识别分类，并整合进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中。

不过，中国为什么会从5 个民族，拓展到了50 多个民族呢？其他少数民族是怎么来的呢？

02.

假如中国有400个少数民族

49年以后，新政权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极度重要的政治制度设计，需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因此，对全国人口进行普查，识别并确认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尤为必要。从1950年到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访问团到西北、中南、西南三个地区访问中国的少数民族。所谓少数，是针对数量上少于汉人的群体而言。

费孝通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也曾提到：

「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就是要亲自拜访各地的少数民族，摸清楚它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特点（包括风俗习惯）。」

在对少数民族分类时，中央访问团的学者们采用了「名从主人」的方式：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民族，就上报什么民族。

但这马上带来了新问题——上报的民族种类繁多，且标准不一。到了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束时，忽然就有了400多个民族，仅云南省就有260多个自报的民族。

在这些自报民族中，有些民族甚至只有一个人；有的民族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但上报成了几个民族，比如彝族中多数自称 「聂苏」 或「诺苏」 ，还有一些支系自称 「阿西」、 「撒尼」、 「子君」等，以此上报，就会有好几个民族出现。

还有，生活在不同地区，语言、风俗和信仰都非常不同的民族，在上报自己民族时却采用同一个词汇称呼自己。比如湖南、湖北两地有自称是土家族的少数民族，但他们语言和风俗其实有着很大差异；再比如，后来被识别为彝族的族群中，也有自称为「土家族」的。

400多个民族对新的制度设计带来了棘手的麻烦：依照名从主人的民族分类，有的民族只有不到100人，有的甚至只有1个人，如何自治呢？而且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分布在西南边陲。这么少的人数，又地处边疆，远离政治中心，如何能代表中国大部分人的利益呢？

因而，民族识别成了一个重要任务。

03.

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于是，离1954年9月仅有6个月的时间情况下，政府成立云南省民族识别小组，再次派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前往民族情况最为复杂的云南调查。这个识别小组中，以社会学家林耀华、语言学家傅懋（Mào）勣（Jī）和历史学方国瑜为主，加上地方干部、专家，有4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