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墨磊宁（Thomas Mullaney）在《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分裂》这本书中指出，民族识别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精英在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指引下，对「少数民族」所做的分类实际上并不那么客观全面。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Thomas Mullan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五十年代的中国，几乎处处照搬苏联，但在民族识别这件事上略有不同：事情学苏联，但做法则是中国式的。

当时，斯大林已经对民族做了定义：「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简言之，就是四个共同要素：语言 、地域 、经济 、文化 。

可是，这个定义是斯大林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族总结的，与中国的现实情况不符，中央访问团在实际调查时曾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参照，但并没有按照它去进行民族识别和分类。

比如，我们知道广东的汉人说粤语，福建的汉人说闽南语，如果不了解语言学知识，我们会认为两个群体所说的语言并非完全相同（实际上是汉语下的方言变体），但我们不能说他们都不是汉人。又比如「共同地域」这个要素，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都聚居在一起，他们一部分也会说汉语，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他们都是同一个民族。

识别小组参考了英国军官亨利· 戴维斯（Henry Davies）的民族语言分类法，对云南自报的260多个民族进行识别和分类。早在戴维斯的著作《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Yü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中，他将云南的少数群体分为孟-高棉语系、掸台（泰）语系及汉藏语系，这样的群体大约有20-30个。戴维斯的分类避免了因为肤色区别而带来的种族歧视，显得更为「科学」。

墨磊宁说，戴维斯的民族语言分类法至关重要:

「一度被奉为民族分类指导范式的语言学模型对识别计划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识别小组把语言学模型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仅在必须证实或修改这一模型时，才开展田野调查。」

整个民族识别工作，很大程度都是依照戴维斯的语言分类法来进行的。费孝通总结道：

「1954年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1965年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1982年又确认2个少数民族，至此一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一共有56个民族。」

至此，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少数民族？这个问题似乎有了准确而科学的答案。

04.

作为「国家眼睛」的知识精英

对于识别小组的工作，墨磊宁称这些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是「国家的眼睛」。是他们「教会了这个国家如何以分类的眼光看待族群」，而在那时，「不成熟的中国政府只能借助其社会科学顾问的眼睛来观察世界，从而定位自身」。墨磊宁认为，这些知识精英继承了民国时期学者们的学术脉络，在民族识别以及49年后新政府「早期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远比通常想象的更重要」。

从最开始的「名从主人」不干预政策，到社会科学学术上的分类，知识精英所做的不仅仅是学术探讨：他们在学术上的结论变成了国家政策，从而对现实产生了重大影响。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写道：

「各民族人口从1964年普查到1982年普查均有增长，少数民族总人口增长68.42%，平均年增长率2.9%，高于汉族（分别为43.82%及2.0%）。增长最多的是土家族，18年中增长4.4倍。这很明显，并不是出于自然增长，而是由于在这几十年中大批以前报作汉族的改报了土家族。这种情形，在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