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2005）社会学家、人类学家，1988年，费孝通在Tanner Lecture上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从道理上说，诸多不同信仰、语言及文化的群体/小共同体，合而为一个国家时，首先应该强调所有群体/小共同体对国家的共同认同。在现代社会，这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意识。不管你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佛教徒，或普通汉民，彼此都是国家的公民。在国家公民身份之上，不应该再强调民族身份的差别。

这在传统中国，被称为「改土归流」，即少数民族被纳入帝国版图时，要淡化他们的「少数民族」特殊身份，强化他们与帝国其余人群一体的身份。

在民族识别工作上，知识精英作为「国家的眼睛」，做的工作恰好反其道而行之：「改流归土」；将原来一体的人群，用所谓学术的「精密方法」，硬生生的区分出彼此，并通过国家之手，刻意强化他们与国家主体人群即汉族的区别。

比如社会学家马戎教授在《中国的民族问题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就曾指出，根据据 1953 年 7 月桂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工作队实地调查的材料，「可以看出在一个地区民众族属的具体认定工作中，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和主观程度」。这份资料中记载了如下案例：

「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如参加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大会代表潘德茂说：我去参加开会是以瑶族身份为代表， ……其瑶族的根据，我也不懂，以后我做代表回去，也跟着宣传是瑶族。因此，乐尧山区群众说自己是瑶族是由此而来的。这次到县参加学习的积极分子也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族，政府给我们定什么民族，我们就定什么民族。」

所谓民族识别问题，放在现代语境，其实就是每一个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都要遇到的多元化问题。同一个社会，不同人群之间，可以区分的属性太多了：除了民族身份，还有信仰的不同、偏好的不同（同性/异性恋）等。处理人群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功能。而处理的方法，其实也简单，不管有多少属性，与国家的关系就是一种：公民身份。

显然，在公民身份之上，随意添加或强调民族身份，加剧甚至创造了人群的割裂，对于未来国家治理必有隐患。

知识精英，如果「有幸」作为国家的眼睛，应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尤其要将学术与政治严格区分。以学术为志业，无论研究人群的民族身份或者其他社会属性，可以大胆假设、不厌其烦、探究到底。但若引入政治，却不能不慎重又慎重，必不能以自己之学术成果成为政策而沾沾自喜。

为吾国吾民计，那些危险的政治理想，则应当抛弃。■